海明威，一个硬汉，一个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他一生不是在冒险，就是在冒险的路上，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
他从小练习拳击，打架斗殴，街头浪荡，打垒球，亲自上过斗牛场，他钓过一吨重的马林鱼，钓鲨鱼差一点打破世界记录，与千斤鲨鱼恶斗七小时。
他去非洲打猎，更野，是打狮子的好手，连豹子也打。
他还是猎艳高手，宣称可以跟好莱坞任何一个女明星共度春宵。
他四次亲历西班牙内战，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18岁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身上留下了237块弹片，经过13次手术还未能全部取出，连医生都觉得他活不下去了，可他愣是挺了过来。
他一生，从未放弃冒险，冒险也总是让他受伤，光是脑震荡就有很多次，他抱怨说都撞烦了。
最终，各种疾病让他连写作都困难，在一个早晨，他拿出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
在《老人与海》里，他说：
人可以被毁灭，不可以被打败。
到底什么是硬汉？我觉得，一个人不屈服于任何环境，始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就是硬汉。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芝加哥郊区的橡树园，海明威出生了。
海明威家在当地颇有声望，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母亲是一个规矩传统的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专业歌剧演员，在外教音乐，也是教堂唱诗班和一些社会团体的活跃分子，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家庭有受人尊重的文化修养。
海明威的父亲，是医生，除了救死扶伤，还热爱冒险，酷爱打猎，喜欢钓鱼，总之，体内有一股压也压不住的冒险情绪。
橡树园是闻名当地的中产阶级小镇，那时候，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循规蹈矩，井井有条，十年如一日，就连激情，都要在可控的范围内。
这种生活要求人们举止有度，穿戴适宜，医生要活得像医生，老师要活得像老师。
总之，你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就要活成什么样。
一旦不符合这些标准，就是离经叛道。
在这种氛围下，海明威的教育，也应该是规规矩矩的，与其他孩子一样。
但他有一个奇特的老爸，这是他的幸运。
海明威三岁的时候，医生递给儿子一根鱼竿，三岁的海明威，跟着父亲去贝尔湖钓鱼。
三岁的他，脚踩荆棘，双手叉腰，向世界宣告：“我是海明威，我什么都不怕！”
可是母亲希望海明威去教堂唱诗班，学音乐，上小学的时候，给海明威买了大提琴，弹琴优雅，像文化人。
然而，大提琴败给了鱼竿。
有一次，海明威生日，父亲又送给他一支猎枪做礼物，这些东西，将海明威在野性的路上越带越远。
狩猎，拳击，他杀死过一头豪猪，开枪射击大蓝鹭，从狩猎督察官眼皮底下逃走，在母亲的琴房中打拳击。
他成了一个不规矩的人，挑战着他生活的环境，他要自己活出来，用自己的方式，去挣脱那个试图束缚他的世界。
一个不规矩的孩子，在学校是学校的“小麻烦”，在家是家里的“小麻烦”。
母亲让他学琴，他在琴房打拳击。
他奇奇怪怪地成长着，10岁的时候，抽了人生的第一支香烟。
12岁的时候，喝下了人生第一杯烈性威士忌。
13岁，他抖抖索索尝试了人生的第一个女人。
真是早熟。
15岁，他更加叛逆，伙同一帮同学，公然违反禁酒令，喝酒，胡闹，打架斗殴，远足几天几夜不回家，玩得昏天暗地。
他活得像个野孩子，让母亲一次次惊慌失措。
可是少年的海明威，径直溜出樊笼，奔向人生的旷野。
他有一个强悍的人生信条，什么都想试试。
他喜欢去贫民窟，混乱的贫民窟里，生机勃勃，他跟意大利人打架，跟黑人打架，跟形形色色的混血儿打架，常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里。
因为爱打架，他还是各家医馆的常客，鼻子眼睛因拳击受伤，手肘胳膊伤痕不断。
他不是一个规矩的学生，却是校园里一名有天赋的才子，12岁那年，他写了一个故事《我的头一次海上旅行》。
后来，他成了校刊编辑，17岁时已经写下24个故事，风靡校园。
但在母亲看来，海明威这样，是不会有出息的，因为“闲散的生活方式容易腐蚀灵魂”，母亲担心他的灵魂会变坏。
因此，他写在家里的稿子，常常被母亲当成废物清理了。
尽管他的故事吸引了一批读者，校刊也办得有声有色的，海明威回到家里，也在不停地写，但母亲还是担心，靠写作能活下去吗？他不会一辈子穷困潦倒吃不上饭吧？
然而，少年身上就是有一种和世界作对的勇气，他无所畏惧，不紧不慢地走着。
高中生海明威，有一个响彻校园的口号：海明威，酒满杯。
他成绩好，体育好，就连打架，都无人能及，鬼点子又多，野性十足。
年轻人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全家人都理所应当的觉得，他应该去上大学。
可是海明威呢？他拒绝考大学。
高中毕业生海明威，选择当一名记者，每周15美元的工资。
他写新闻稿，报社规定，必须用短句，风格干净明快，多用动词，不允许出现抒情的形容词。
海明威记住了，他埋头苦干，稿子很少被退回。
这份工作，让他的文字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17年，美国也卷入了一战的漩涡，海明威做了半年记者，就报名参军，希望能去前线参加战斗。
然而，他左眼先天性视力不好，成不了军人。
但你以为他会因此放弃吗？
不，没有机会，他就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他加入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为的就是到达前线。
他随军远渡重洋，赶赴意大利前线，上了战场，他不畏危险，不顾生死。
他冲向炮火最密集的地方，旁边的人心惊肉跳，他大呼过瘾。
他上前线，给战士们送香烟、巧克力和口香糖，东西分完，他随手抓过一支步枪，熟练的动作让部队的老兵点头赞赏。
他一边装子弹，一边往嘴里丢口香糖，伴着硝烟的味道。
这个经常打猎的老猎手，紧紧盯着对面的阵地。
1918年夏，一场战斗中，海明威身受重伤，可是看着旁边一名受伤的战士，他背着这名受伤的战士撤退，途中子弹击中腿部，两个膝盖被打穿了，右脚的鞋被打了两个骷髅。
两条腿伤痕累累，不成样子。
炮弹将他炸昏了，起浪将他掀起老高，很多小弹片打进他的身体。
等他醒过来，冒险救下的战士已经死了，他艰难爬行。
他强悍的意志力，拯救了他。
他被抬进医院，先后做了13次手术，取出弹片两百多块。
医生觉得，他挺不过来了，毕竟受伤太重。
后来，医生决定，截掉他的左腿，他拼命拒绝，保住了自己的腿。
最终，他奇迹般地好了。
这一年年底，意大利官方授予海明威十字军勋章和勇敢勋章。
一战结束后，海明威回到美国。
有些人的生命，仿佛一颗螺丝钉，被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有些人的生命，像一阵风，一片云，不断去经历，去感受。
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的长度也不可控制，然而，我们可以努力去拓宽生命的广度。
回国后，海明威成了战斗英雄，他回到家里，母亲告诉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去读大学，有美好的生活在等着他。
他也奉命去见了几个姑娘，算是相亲，可是他觉得，她们一味憨笑。
家里所期待的那种生活，他无法忍受。
他逃走了。
他要去开创另一份事业，他野心勃勃地告诉家人：
“我要开始真正的战争了，战争让海明威的世界有了安全感，我打算露两手给他们看看，未来几年我会是个大忙人。我不得不成为那些笔触凶狠的写作佬，你们懂的。”
他要写作，要当一个笔触凶狠的写作佬。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再次当了记者，采访五花八门的人物，他把罪犯写得像绅士，又把绅士的丑陋面目揭露出来。
他想当一个真正的作家，然而，“一个人要经历很多，才能写出一本美妙的书”。
他必须等，必须经历。
家里觉得，他应该结婚，于是，哈德莉就成了海明威的妻子。
她举止优雅，端庄大方，弹得一手好钢琴，最重要的是，双方门当户对，周围的人都觉得，这是一桩好姻缘，才子佳人。
然而，举行婚礼的前一刻，海明威还在钓鱼，他告诉朋友：
我担心婚姻会夺走我的河边。
婚后，海明威带着妻子，到处旅行，将妻子介绍给旧情人，他们看斗牛，海明威告诉妻子：
公牛是一种喜欢杂交的动物……有时牧场上的一头公牛跟五十头母牛交配。
哈德莉听得面无表情。
后来，海明威前往巴黎，结识了作家斯泰因，斯泰因如一位前辈，细心指导海明威。
斯泰因也曾向巴黎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说：
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
“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意义突然被战争抹掉，人就大面积陷入慌乱与迷惘。
海明威不服，他愤怒地反驳，“我没有迷失方向。”
可是他写着写着，却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是传统的妇女，虚荣，追求面子。
她将海明威打扮得像个大人物，手拿文明拐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
海明威自己也莫名其妙，觉得不像自己。
他本桀骜不驯，如今却人模狗样。
于是，他再次逃了，逃出了这种打扮，过回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他拒绝了收入更高的大报社的聘请，过着自己奇奇怪怪的日子，昼夜创作，啃着冷面包。
妻子看着他，气愤不已。
最终，妻子独自回到美国，海明威继续在巴黎寻找成为作家之路。
将近26岁的时候，他在一个发霉的阁楼房间里，抽着香烟，凝望远处的河水。
三个月的时间，他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然后，大刀阔斧地修改。
他写了一群迷惘的人，那群男女总是在寻求刺激，钓鱼，拳击，斗牛，游荡，打架，三角恋。
一群迷惘的人，用病态的目光，看着这病态的世界，要意义找不到，要死不太可能，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海明威的第一段婚姻，也结束了，这本书，就是他送给第一位妻子的分手礼。
《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毁誉参半，有评论说“年度最污秽的书之一”。
但这本书，同时也给海明威带来财富。
后来，好莱坞花了八万多美元，买下《太阳照常升起》的拍摄权，男女明星云集，可海明威看电影，看到一半，就拂袖而去，大骂导演。
海明威出名了，就连他经常去的地方，都有许多读者慕名而来。
但海明威只想写好自己的书，只想讲好自己的故事。
1927年，海明威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他去旅行，休憩，出入酒吧，看斗鸡，找人打拳击，打桥牌，独自发呆。
他喜欢捕鱼，大多数时候，整天都在捕鱼，在船上，累了就躺在甲板上休息，醒来继续捕鱼。
他捕了一条450多斤的马林鱼。
但这还不够，他想钓更大的鱼，想打更野的猎，想写更好的书。
反正，书写好了，钱自然就有了。
小说《永别了，武器》的结局，他改了不下39次，每次都大改特改，他甚至采用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建议，可是写完之后，感觉效果不佳。
他继续写，继续改，直到满意为止。
小说完稿后，在审查制度面前，很多词都很敏感，书中大量的描写都很粗鲁，飙脏话，比如“他妈的”“蛋子儿”“狗杂种”。
编辑要求他改一下，换一种说法。
但海明威不。
小说出版后，大卖特卖，第一版就印刷了七次，共计101675册，海明威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小说被评为“年度最有趣小说”，海明威成了“当今极罕见的天才。”
然而，他并不在乎，荣誉的猪圈，只能关住沉迷于荣誉的猪，海明威不是。
他继续创作，创作完之后，就去古巴钓鱼。
他在小渔村里，从早写到晚，写累了，就出去钓鱼。
写作的时候，他喜欢站在窗边，窗外是长长的海滩。
每一句话，他都字斟句酌，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
要是觉得不好，毫不犹豫撕了稿子。
他也去看斗牛，还写了一本关于斗牛的书。
他去打猎，手持大号猎枪，去非洲丛林打狮子，打豹子，打野牛。
他打猎跟写作一样拼命，有一次，他身体出了问题，不得不去医院，但为了重返猎场，他要求注入大量的药。
医生告诉他，副作用很大。
他不怕。
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再次前往西班牙，当然，写作也没耽误，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被提上日程。
他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作，写了一大堆，走到哪里都带着，上飞机，下邮轮，坐汽车。
回到家后，他依然在写，从早晨到黄昏，午后喝咖啡，晚饭后去海边散步，夜晚去游泳。
第二天，接着写。
《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其畅销程度，超过了《永别了，武器》，成为海明威最成功的书。
别问丧钟为何而鸣，它为你敲响。
创作《丧钟为谁而鸣》时，海明威第二次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但他转身就娶了同为作家的年轻小姑娘，结婚的时候，他嘟哝着说：
我这是第三次做新郎啦。
他的新婚妻子说：
海明威先生，这是你最后一次做新郎，同意吗？
海明威说：
同意。
然而，他同意了，上帝没有同意。
海明威喜欢猫，在家里养了很多猫，可是妻子为了控制猫的繁殖，趁海明威外出，将家里的猫都拿出去阉割了。
海明威大怒。
他觉得，被阉割的猫，失去了雄性气概。
两人的感情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二战爆发后，他们作为战地记者，前往战场。
此时的海明威，已经四十多岁。
然而，他依旧招人喜欢，他受伤躺在医院，还在逗医院的小护士，和美女记者打情骂俏。
妻子得知后，很是无语，和海明威离婚了。
然而，海明威不是缺女人的作家，离婚后几个月，他再次结婚，新娘是记者玛丽。
这是他最后一次结婚。
海明威爱玛丽，为了玛丽，他缩减了百分之九十的酒量，甚至关键时候，可以滴酒不沾。
他还主动为玛丽而减肥，大胡子变成小胡子，还勤换衬衫，系上妻子送的黑皮带。
他也写作，写得很勤奋，但没有出版，很多人都觉得，海明威江郎才尽，再也无法超越过去了。
可是他继续沉默，默默地写。
1947年，他积累的稿子已经超过900页，《老人与海》就在其中。
创作《老人与海》时，海明威审阅手稿两百多次，删去了10万字，他考虑了50多个书名。
他写作本来就很认真。
而今，再次将极其认真写出来的文字进行删减，最终只有两万多字。
1951年，《老人与海》终于完稿。
这本小说问世后，首印就是五百万册，福克纳高度评价这本小说，觉得这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
《老人与海》出版的时候，盛况空前，海明威登上了作家的神坛。
1954年，凭借《老人与海》，海明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四年前，美国作家福克纳取得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大受刺激，而今，他自己也拿到了这个奖项。
《老人与海》盛况空前，海明威登上了人生的真正顶峰。
海明威体内的冒险精神，并没有熄灭，而是熊熊地燃烧着。
他带着妻子，重游他曾经冒险过的很多地方，去西班牙参观斗牛。
随后，又前往非洲打猎，他们在非洲待了半年，行走在丛林深处，乘坐小型飞机迁移到别的地方。
不幸的是，飞机出现事故，海明威又一次被撞成脑震荡。
他头骨破裂，脊柱也受了伤，头部伤口中流出来的脑脊液将枕头都打湿了。
有媒体报道说，海明威去世了。
然而，他活了下来。
像硬汉一样，不被打败。
在海明威一生里，脑震荡有十几次，虽然没被撞成傻子，但他还是对妻子抱怨说：
“我撞头都撞烦了”。
他高中踢足球受伤，脑震荡，打拳击被打成脑震荡，有时候打架，也把自己打成脑震荡，飞机事故，都是脑震荡。
有一次，他骑摩托车，撞了脑袋，脑震荡，引起复视，使头痛复发。
他差点将自己玩死。
但我想说，这人生，真精彩。
这世间苟且的事情太多，因此，一个精彩的人生，足以让人羡慕。
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他对记者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自然十分高兴，可是，消息传来时，我正写得入兴。如果因得奖而影响写作，那我宁愿不得奖。
获奖后，道喜的人，采访的人，络绎不绝，海明威觉得厌倦，他带着妻子出海捕鱼。
像《老人与海》里的那个老头一样，出海，捕鱼。
海明威是喜欢冒险的，然而，他的冒险，他一次次受伤，也给他带来了苦果。
脑袋多次受伤，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年纪大了，他暴躁易怒，严重的时候，不得不寻求精神治疗，他接受最激进的电休克疗法。
这种治疗方案，是针对严重抑郁症患者，使用这种方法，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随后，他记忆出现问题，患了健忘症。
海明威是作家，不能写作，是最痛苦的事情，他说：
“人最糟糕的死亡是失去生命的中心……从你所做的事情中引退……而你所做的一切才使你成为现在的你——所以这无异于回到坟墓里去。”
最让他痛苦的，是不能写作，丧失了写作的能力，就好像战士丧失了自己的武器，丧失了抗争的能力。
对于海明威来说，不能写作，意味着被打败了。
他不愿被打败。
他多次试图自杀。
他对医生说：
“我再也不能写作了，不能有新的作品了。”说完，泪水夺眶而出。
1961年4月，海明威手持猎枪，站在门口，妻子发现了，不停地开导他。
可是没过几天，海明威又拿着他的猎枪，仔仔细细地看。
7月2日，距离他生日还有十九天，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一向喜欢在早上写作的海明威，用心爱的猎枪，崩碎了自己的脑袋。
海明威死了。
杀死他的，是他自己。
海明威杀了海明威，只有海明威才能杀死海明威。
他曾说过：
“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受折磨，倒也产生一些勇敢的人。倘有受折磨而不屈服的，就会被他人害死，不管你是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还是最勇敢的人，都免不了一死，你如果不是这几种人，迟早也得死，只是世界并不急于要你的命罢了。”
“死亡有一种美，一种安定，一种不会使我恐惧的变形。”
这世间没有不死的人，但有不死的精神。
自由不死，灵魂不死。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这是上天给人的结局，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得在死亡面前上交自己的一切。
所以，死是容易的。
然而，将这一生活好，活得精彩，活出了自我，才是最难的。
海明威死了，死于一把枪，然而，他活过的一生，才是最重要的，他和试图打倒他的困难搏斗过，和试图限制他的环境博斗过，他是传统的反抗者，摆脱了全部束缚，用自己的方式活过了一生。
我们而今的世界，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只看结果，似乎只要一个人只要没有成功，无论他的过程多么精彩，多么富有诗意，多么让人感动，都是失败。
可是，别忘了，我们人生的结局都是死亡啊。
我们活着的意义，恰恰在于我们创造的过程，在于我们一次次突破人生的限制，突破人生的局限，去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在精神的领域里，走得更远。
文|不有趣灵魂
（一）工人运动
现代体育是在两次科技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之中，是工人们工作之余放松娱乐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现代足球之父，那么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如今的欧洲足球众多豪门，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工业区，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德国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巴塞罗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正是因为足球鲜明的阶级色彩，最初的国际足球运动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它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足坛历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过于球王马拉多纳和曼联功勋主帅弗格森。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查韦斯的亲密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了，喷美国总统也是他的日常之一。
卡斯特罗逝世于2016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逝世于2020年11月25日。生前马拉多纳一直视卡斯特罗为偶像、导师与精神教父，想不到他最后与偶像在同一日病逝。我们唯物主义者不讲什么“冥冥中自有天意”，但是依然很令人感慨。
拉丁美洲苦美帝久矣，马拉多纳也自然成为了一名反美斗士，在他身上纹着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纹身，与拉美左翼领导人如查韦斯、马杜罗等私交甚厚，凭借其在足球领域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吸血拉美的一面旗帜。
曼联主帅弗格森爵士，左翼工党出身（那个年代的工党是真工人党，不是现在的变修工党），坚定地反新自由主义者，年轻时就有同情苏联的言论，更是撒切尔夫人的著名反对者——因为曼联的球迷基础就是传统工人。
弗格森爵士是这样为撒切尔盖棺定论的：“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毁掉了人们的生活，剥夺了他们的尊严，这才是她真正的遗产。”为并在撒切尔去世后带领整个英国足坛拒绝赛前为撒切尔默哀。
曼联的死敌利物浦则有更鲜明的“红色血液”，利物浦被称作“红军”，这个“红军”可不是白叫的，利物浦教父比尔·香克利则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狂热粉丝。
1964年，在香克利的力主下，利物浦把白色短裤换成了一身全红，从此“红军”（Red Army）就成为了利物浦的代号。后来利物浦在香克利的率领下横扫英伦，香克利在市政厅外对欢庆的球迷说：“甚至毛主席都没有见过我们这支红军的力量”
在撒切尔去世后的几场比赛里，曼联和利物浦的主场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欢呼，因为撒切尔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罪行从未被忘却——这恐怕也是曼联利物浦这对死敌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可见别管足球场上怎样斗个你死我活，政治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
许多著名的同城德比、国家德比，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比如阿根廷最著名的两支球队——河床和博卡青年：博卡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港口，也因此集聚了众多码头工人，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而河床成立于工人阶级人口基数众多的博卡区，但是为了球队的发展搬入了富人区努涅斯区，也因此博卡区的球迷把河床视为叛徒。
随着阿根廷的经济愈发低迷，贫富差距愈演愈烈，而阶级矛盾在球场上有了最充分的释放。每次阿根廷德比必爆发严重的球迷冲突，甚至于客队球员要罚角球、界外球时，都需要警察用防爆盾保护，以免被球迷掷出的杂物击中。
再比如曼彻斯特的曼联队，就是平民、工人的主队；而同在曼彻斯特的曼城队，球迷则多为中产、富人阶级。这也是为什么同在曼彻斯特，曼城和曼联两支球队的主场气氛有天壤之别。曼城主场之安静、沉闷，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梗，也知道近几年中东土豪入主球队，球队成绩大为提升之后才有所改观。
在这个例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巴黎红星俱乐部和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虽然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有中东土豪入主，更是砸了2.2亿欧元买来了巴西球星内马尔，一时风头无两。但巴黎圣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传统、最古老、最根正苗红的俱乐部是巴黎红星俱乐部。
“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
巴黎红星的群众基础自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红星俱乐部的创立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儒勒斯·雷米特——世界杯，现在的奖杯叫大力神杯，以前的奖杯叫雷米特杯——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个年代体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奥运会在纳粹德国举办，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
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感慨一句，曾经，艺术，诗，体育，都寄托了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乔治·奥威尔（没错，就是小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乔治奥威尔）、耶鲁达都是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
（白求恩、毕加索、奥威尔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作战）
我们再说回巴黎红星俱乐部。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创立红星时，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创建一家纯粹的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这一理念贯彻至今。隔壁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比红星俱乐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点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区，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群体就对标着上流阶层和二战之后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两家俱乐部的选择和阶级基础直接导致了它们的现状。巴黎圣日耳曼有中东土豪入主，在国内联赛一骑绝尘，更有国际第一线的巨星加盟；而一直拒绝资本入注、拒绝过分商业化的红星俱乐部目前挣扎于法国地区次级联赛中，他们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亿欧元的注资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议声中搁浅。红星俱乐部的困境甚至能够折射出整个左翼运动的困境：在高度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后现代社会，要么选择被资本异化，要么选择被时代抛弃。人们热情追逐着一掷千金、光鲜亮丽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曾经的革命情怀、理想主义只能在地区级联赛中苟延残喘。
（二）政治的阴影
2017年年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启动公·投并宣布脱离西班牙，因为著名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地处加泰地区，因此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
彼时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与政治无关”“体育远离政治”类似的口号。其实这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足球非但不与政治无关，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产品。往根本上说，竞技体育压根就是政治的副产品。我们最早的竞技体育怎么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除却宗教原因，还不是因为几个希腊城邦战争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调整沟通的途径，竞技体育这才应运而生。竞技体育自始至终都在政治的阴影下。就拿加独来说，以巴萨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旗帜性的俱乐部，怎么可能能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巴塞罗那的支持者，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想一厢情愿的远离政治，但政治绝对不会远离你。
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来最为瞩目的德比战。而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个诉求于脱离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带“皇家”两个字，那还有啥好说的，话不多说开始干吧。巴塞罗那足球队俨然已经成为了加泰本地人谋求脱离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想想也能理解，你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不成为旗帜，即便是被迫成为的旗帜。在巴塞罗那的比赛中，永远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帜和对西班牙国歌的嘘声。巴萨和足球，不管主动或被动，永远无法脱离政治。
在历史中，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是一个最善于玩弄“足球政治”的人，但抵抗力量同样不会放过足球的载体：
1964年这场胜利所带来的持久的、精神上的愉悦表明了佛朗哥时期足球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佛朗哥政权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西班牙国家队在国际大赛上的胜利的。足球重建了许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如与苏联的联系，这对一个被外部世界视为法西斯最后堡垒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佛朗哥迅速抓住了足球比赛的机会，使西班牙的国家形象更加积极向上从而替代残暴的独裁者的形象。
……在极权统治之下公开的反抗是不被允许的，持异议的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更为安全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戏剧或文学。由于对足球的巨大狂热再加上没有其他便宜的娱乐活动，佛朗哥时期给了人们通过足球比赛表达公众对政权不满的机会。通过支持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这两支地区代表性的球队，人们可以更加安全的表达他们反对马德里政权的政治立场。当时，使用卡斯提尔语(Castilian)之外的语言，升起地区的旗帜，甚至参加7人以上的集会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违反者会遭到暴力的镇压与监禁。在这种情况下，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成为人们进行反佛朗哥政权情绪渲泄的场所，在球场里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可以在不被警察监视的情况下安全的用他们的母语交谈。（作者：Duncan Shaw 翻译：博雅）
（佛朗哥与希特勒）
佛朗哥并不是唯一利用足球的当权者。梅迪西在1970年世界杯巴西辉煌的胜利后榨取了极大的政治利益。阿根廷军政府领导魏地拉在1978年也做了相似的事。不甘示弱于他强大的近邻，乌拉圭军事力量同样利用了他们在金杯赛中的胜利大赚一笔。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足球战争”到阿根廷和秘鲁的“粮食买比分”；从乒乓外交的“小球转大球”到马拉多纳复仇英国的“上帝之手”；从希特勒希望通过奥运会建立的“人种优越论”到02年韩国队在世界杯上丑陋的表演。体育从未远离，也不可能远离政治。
（三）资本的入侵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二战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不但工人阶级的境遇大为改观，更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和脑力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金融产业也开始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先后执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开始了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巴黎圣日耳曼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立）。
1974年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的主席，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从此国际足联开始大刀阔斧地商业化改革，而对足球的第一影响力从政治，逐渐转变为资本。同期的奥运会同样进行着商业化改革，同样获得了成功。
阿维兰热开始出售世界杯的转播权，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麦当劳等著名品牌合作，用其出色的商业头脑让世界杯成为了一个下金蛋的母鸡。但是巨大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腐败。国际足联的腐败案每隔几年就曝光一次，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看最近的新闻报道这几次曝光的腐败涉案金额加起来有一亿美元了。
关键在于国际足联这个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不是公司，没有谁去监管去治理它，那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最后还是世界警察出手了，美国FBI逮捕了许多国际足联的高官。不过美国人的举动也是为了政治斗争的目的，这不把人家高层清洗了一遍，世界杯归北美办了。足球弯弯绕绕，还是逃不开政治。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鲁迅”之称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给国际足联下了这样一个精准的定义：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垄断的私有公司，可以说是对国际足联最好的概括了。曾经如雷米特这样左翼体育人士领导的足坛早已不复存在。《足球往事》中写到，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这代表着国际足联与工人阶级的彻底切割。加莱亚诺继续指出：
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查韦斯向奥巴马赠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这次世界杯在卡塔尔举办，背后就包含了大量的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
本来世界杯传统都是在7-8月份举办，但是卡塔尔夏季炎热，申办的时候承诺所有场馆装空调，后来发现夏季大规模空调成本太高，有出尔反尔，这才有了历史上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办的世界杯。
卡塔尔作为本国公民还不如天通苑的小国家，根本无力独自负担起世界杯场馆的建设，因此雇佣了大量外籍工人，他们的地位并不比奴工好多少，拿着低廉的工资，在炎热的气温下超负荷劳动，大量外籍工人非正常死亡。
从无产阶级的运动变成无产阶级的血泪，只需要一次腐败的世界杯。
随着资本的涌涌而入和不断成功的商业化，足球的根基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远，曾经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的地方足球俱乐部，其斗争历史、左翼色彩已经变成了一种“朋克化”的异文化展示的存在。
左翼球员在如今足坛也逐渐变得孤立无援，例如当年意大利的年轻球员卢卡雷利，他毫不掩饰地公开自己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支持，但在效力意大利U21国家队一场比赛进球后展示了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这个举动也让他被列入了意大利成年国家队的黑名单。左翼运动在足球中的困局恰好其实是左翼运动在全世界困局的一个缩影。
（四）文体两开花
都说文体不分家，文化艺术领域同样被资本全面攻占。
当年你搞文艺的，不左一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上文中写过的共产主义战士：海明威、毕加索、奥威尔们这种级别的大佬就不提了。单说摇滚乐等先锋艺术，就是作为刺向资本主义最锋利的一柄剑。比如68年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中，滚石乐队推出了歌颂人民抗争的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
在每个角落，我都听见了游行的沸腾声音
因为夏天已经来了，而这是在街头战斗的时刻
但是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声歌唱？
因为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伦敦城，是容不下一个街头斗士的啊
……
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侍
这首歌曲毫无意外地被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禁播了，但并不妨碍人民去大范围传唱它。
披头士同样在68年推出了歌曲《革命》，约翰列侬也是左翼歌手，只不过他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街头运动产生了不同看法——认为走上街头不是最终的答案。结果这首歌招致了左翼文化界的批评，认为其中包含了右倾动摇主义的思想。于是约翰列侬审视了这些批评，并且冷藏了这首《革命》，重新创作了歌曲《人民的力量》。在这首歌中他依然对街头运动提出了反思，但态度更温和了一些，主要还是认为街头运动应该代表全体人民，包括劳工与妇女：
A million workers working for nothing
百万劳工努力工作却一无所得
You better give them what they really own
他们应当赢回自己的劳动果实
I got to ask you comrades and brothers
另外去问问你的同志和兄弟
How do you treat your own woman back home
回到家中如何对待妇女
列侬还有一首当年传唱很广的歌曲《工人阶级的英雄》（Working Class Hero）：
They hurt you at home and they hit you at school
在家里他们伤害你，在学校他们打击你
They hate you if you're clever and they despise a fool
他们憎恨聪明的你同时蔑视愚蠢的人
Till you're so fucking crazy you can't follow their rules
你不能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除非你他妈的疯了
A working class hero is something to be
你将成为一个工薪阶层英雄
当年的艺术家们不能说全都是共产主义者吧，至少都是坚定的左翼立场、群众立场，你要是稍微右一点，圈子里都会觉得你是跪舔特权阶级ass的软蛋。只能说时过境迁啊，现在的文艺早就成为了资本豢养的玩物。
然而讽刺的是，当年这些革命摇滚乐，不但遭受到了英美主流媒体的封杀，还遭受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禁止。但是越禁止什么，人民就越想听什么，于是在捷克诞生了著名的“列侬墙”，而1988年的“列侬墙事件”则被视为东欧剧变的标志性事件。
再来看几位日本的老熟人，知名作曲家坂本龙一，学生时代恰好赶上了日本文革，也是举着毛主席像上街的红色青年，是当时日本知名左翼组织“全共斗”的一员。坂本龙一在1978年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千刀》(Thousand Knives)，开篇的歌曲歌词选用的就是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而“千刀”这个名字，则是取自郭沫若的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坂本龙一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兵服务”。而他一直以来反对版权法的立场，也跟其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立场密不可分。
坂本龙一早年这一段“红色时光”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现在坂本龙一除了作曲家之外，最为广泛被大家知晓的一个身份就是环保主义者，比如为《水俣病》等环保题材的电影配乐。坂本龙一一直在为全球变暖问题而奔走，他呼吁：“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近年来，坂本龙一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他对日本政府处理福岛核电站问题的持续批评。
加藤登纪子，坂本龙一的“亲密战友”，也是当年日本学生革命浪潮中的核心人物。加藤登纪子的老公还做了日本反动政府的牢，在服刑期间加藤登纪子毅然与他结婚，并举办了监狱婚礼，一时间传为佳话。加藤登纪子就是宫崎骏《红猪》的配乐，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哀悼那个逝去的理想主义时代。慢慢放下革命者的身份之后，加藤登纪子也是以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身份活跃于大众视线中，她现在还担任着日本环境省UNEP联合国环境计划亲善大使。
我们都知道《哆啦A梦》是一部旗帜鲜明的、伟大的左翼漫画作品，其内容除了反思战争、反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之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生物生态的保护，永远都是贯穿短片到超长篇的核心主题。
再说一个大家的老熟人宫崎骏。众所周知当年宫崎骏是一个“革命小将”，在日本文革期间也是举着红宝书闹革命的那种，还出任了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总书记。宫崎骏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
动画《红猪》就是他为那个革命浪漫主义年代所做的告别。研究宫崎骏动画思想的人，最多最多的都是往环保主义上面靠的，毕竟“红色思想”这种东西，在日本还是太敏感了。宫崎骏很反感把他所有的政治理念都归于环保，当他看到那些研究他“环保思想”的文章时，表示“真想抓那些个研究者过来打一顿！”
（五）结语
曾经有一段革命、理想与浪漫的历史被刻意的掩盖了，所以我们就更不能忘记，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讲这些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不是对着往日先辈们的荣光流口水、做大梦，然后指望着天降伟人们再一次降临，自己躺着就能获得解放。
在资本构筑的美丽新时代，我们没有了无产阶级，只剩下了消费主义奴隶；我们没有了属于工人的运动，只剩下了资本的狂欢。共产主义重新回归于“幽灵”的状态，等待着下一个历史转折的契机。
我一直讲这些，是为了不忘历史，不忘历史才可以为重新出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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