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族经历了与西方文明全然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断遭遇着因西方殖民主义而导致的断裂。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阿拉伯世界的共产主义浪潮蓬勃兴起。然而到了1952年到1970年纳赛尔领导埃及期间，泛阿拉伯主义在这个地区声势浩大，它结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收编了亲苏共产主义者、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第三条道路”的典型。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中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的全面溃败，更成为中东政治的分水岭，为后来大行其道的政治伊斯兰铺平了道路。在20世纪的阿拉伯地区，我们如何在历史语境和国际政治中理解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政治伊斯兰这三套意识形态的更迭，又如何理解曾经因“反帝”而获得绝对正当性却在今日大多深陷泥潭的“第三条道路”？
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访问北京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受邀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做了一场题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时候更加重要？》的讲座，《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借此机会对他做了专访，请他谈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萨米尔∙阿明出生于开罗，在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的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现年87岁的他，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阿明指出，左翼在阿拉伯地区经历了全面的失败，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左翼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是变成了建制的一部分。这也是一场灾难，也是“阿拉伯之春”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在清华大学讲座现场，讲座题目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时候更加重要？》（Marx and living Marxism are more relevant today than ever），图片由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提供。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现代化的断裂
澎湃新闻：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东世界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又决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埃及为例，我们该如何理解阿拉伯民族和其现代化进程？
萨米尔∙阿明： 首先我们得理解所谓“阿拉伯民族”的复杂性。我们说“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受教育人群说的语言是同一种。大众的语言，也即是方言，则彼此相似，但也有些差异。 这和伊斯兰有一定关系，但只能说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很多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比如说波斯民族——伊朗人，又比如土耳其。
但在历史上，这个（阿拉伯）民族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哈里发在位的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外，从来都没有真正团结起来。 就算在这些哈里发的时代，权力集中程度都是很有限的，实质上的权力分散在整个地区的多个王朝手上。 因而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归属，不同的贸易渠道——一方面是跟印度和中国，另一方面是通过拜占庭连接南欧和地中海区域，还有就是通过波斯和斯拉夫人贸易。
形成所谓阿拉伯区域的各个地区，其本身也拥有不同的久远历史，比如说埃及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超过5000年，其中很多传统在阿拉伯时代也保留下来了——比如当代埃及的行政、分省区划等等，都跟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没有太大区别。埃及可以追溯到一个很古老的国家，而埃及又属于更大的一个——阿拉伯民族。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这个区域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阿拉姆语，很可能是耶稣基督说的语言，往上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文明。这一区域的传统更倾向于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化。埃及就有很强大的中央权力，很像中国。而大叙利亚就并非如此，更加分散。
还有就是伊拉克地区，也就是原先的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地区。这里跟伊朗关系复杂。有时候是伊朗的一部分，有时候从伊朗独立，有时候征服伊朗。这里有自己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500年前后吞并除了摩洛哥以外的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时候，整个地区慢慢衰落了。欧洲逐渐变为了中心——首先是意大利的城市，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然后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崛起的资本主义。所以奥斯曼帝国变成了欧洲系统的边缘。对阿拉伯地区的支配也逐渐从奥斯曼转移到了欧洲人。
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后，埃及的帕夏（行政长官）穆罕默德 ∙ 阿里感到我们必须现代化。其实，第一个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式现代化的国家，是19世纪初期的埃及。这是一场非常巨大的改革，他结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主义的控制——国家建设工业。那时候埃及的钢铁产量高过了所有德意志邦国的总合，埃及的棉花织物产量也高过英格兰。尽管农村仍然占到80%，但也有一些和工业体系相连接的农村工业。
所以，穆罕默德 ∙ 阿里认为埃及有能力成为一个想象中的欧洲式先进国家。他还认为埃及可以通过征服“解放”整个中东。他发动战争占领了整个大叙利亚。
穆罕默德 ∙ 阿里，被认为是现代埃及的奠基人。
澎湃新闻： 所以说20世纪的泛阿主义要追溯到穆罕默德∙阿里，是吗？
萨米尔∙阿明： 是的。他和奥斯曼交战，几乎打到了伊斯坦布尔，他的军队也是一支混合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军队。这时候是英国人阻止了阿里，从而拯救了奥斯曼帝国——因为他们希望保留奥斯曼统治，不要让这个地区进入工业化。到了1870年代（阿里的孙子）帕夏伊斯梅尔的时代，埃及要比明治时代开始时的日本还要先进很多。埃及本来会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它没能变成那样。伊斯梅尔犯了一个错——他认为参与那时候全球化的游戏会是一步好棋。他从欧洲的银行借钱，用来投资，建设苏伊士运河，发展铁路。这样一来，国家就陷入了外债陷阱，也给了英国人借口，让他们在1882年介入干涉和占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从没有在法律上正式化，形式上埃及是独立的——不是殖民地也不是保护国——但英国军队一直在埃及驻扎。所以英国人事实上统治了国家。
接下来是瓦解埃及的工业。埃及的土地制度原先比较类似中国，土地国有，分配给小农。英国则把土地转手给地主，创造了大地主阶级。这些土地被用来种植棉花，出口给英国。
泛阿主义制造的政治真空，被政治伊斯兰填补了
澎湃新闻： 那纳赛尔的泛阿主义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萨米尔∙阿明： 大部分埃及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从来都不能接受英国统治。他们利用一战的机会，在1919年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革命。他们不要回到穆罕默德 ∙ 阿里那种独裁统治，要欧式的议会制民主制。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1952至1970年埃及实际最高领导人。
经过一些谈判，最后他们形成了妥协。直到1952年纳赛尔掌权以前，埃及政治由两支政治力量所占据。一是开始时的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像孙中山的国民党，他们也是现代化的支持者，不是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民族主义。然后是由大地主等等组成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支持保持依赖他国的现状。当埃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没办法以自己的力量带动进步，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开始扩展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红旗飘扬在尼罗河上，这个时间段大概是1942年到1952年。
在这段时间中，埃及社会分裂为了两种力量，一方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是反动保守派。纳赛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掌权的。纳赛尔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不是民主主义的，是反帝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他有一些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很有限。他在工业、银行、大商贸上推行了一些国有化改革，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剥夺了大地主，但并不是服务于大众，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富农阶级。也就是说20%的农民获得了利益，80%的什么都没得到。
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中，纳赛尔和周恩来的会见非常具有决定性。周恩来跟他解释“新世界体系”的构想，而纳赛尔对此完全没有想法。更糟糕的是，帝国主义的力量不可能接受这种设想，他们通过以色列进行代理人战争—— 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和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以此干预中东政治。
1967年“六日战争”，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以色列国防军。
澎湃新闻： 1967年的“六日战争”可以说是中东政治的一个分水岭。纳赛尔获得了苏联的支持，尤其是有军事支持。
萨米尔∙阿明： 1967年的战争证明了纳赛尔的政权实际上是虚弱的。无论是在建设国家方面，还是军队建设方面，政权都缺乏人民的实际参与。军事力量不止意味着武器装备。你也得有很强的政治支持。军队腐败也是大问题。纳赛尔的军队其实像国民党的军队。
澎湃新闻： 所以，尽管纳赛尔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你仍然认为他的民族主义成分要多于社会主义成分？
萨米尔∙阿明： 是的。纳赛尔同时镇压了埃及的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共产主义者和反动保守派。从而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国家去政治化了 （depolitization）。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兄弟会才崛起的。他们占据了这个真空的位置。
此前，伊斯兰一直在社会中存在着，以仪式的形式，和政治的关系并不紧密。你可以是共产主义者，可以是反动保守派，但你日常都可以过伊斯兰的宗教生活，没人会对此有什么意见。但纳赛尔的独裁政治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人民不参与政治了，尤其是1967年战败之后。这就为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穆斯林兄弟会是1927年在英国人治下建立的，还受到了沙特的支持。其目的是为了反制逐渐兴起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成功，这也是他们逐渐转向恐怖主义色彩的小团体的原因。纳赛尔政府试着镇压他们，但是并没有处理穆斯林兄弟会之所以诞生的基础，没有加强世俗政治的基础。
纳赛尔政府反而是采取了非常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强调说“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穆斯林”。这并非泛阿主义的动员，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只不过他们是复兴党执政。
冷战、第三条道路
澎湃新闻： 你提到代表政治伊斯兰的“穆兄会”在一个政治真空中崛起，但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政治伊斯兰崛起之前，阿拉伯也经历了一段很短的左翼浪潮，它受到了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左翼运动的影响。
萨米尔∙阿明： 的确，埃及也在1968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过与其说是欧洲的影响，不如说是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举例来说，那时候，在埃及共产党中，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更倾向于苏联，另一派更倾向于中国，倾向于毛。
澎湃新闻： 中苏的论战和分道扬镳的确影响到了大量第三世界国家。
萨米尔∙阿明： 没错。但这其实也和我们的国内形势有很大关系。它关乎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阶级情况。亲中派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团结80%的贫农阶级、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以及觉醒了的民主主义的城市中产阶级；亲苏派支持纳赛尔，因为他们认为主要的敌人只有帝国主义。说的就好像帝国主义在埃及国内部没有同盟一样。
澎湃新闻： 关于这一点，你曾经提到过，阿拉伯的革命或早或晚都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阿拉伯的共产党被民族主义收编，边缘化。似乎国际主义从来没有办法在阿拉伯地区扎根。
萨米尔∙阿明： 左翼，至少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左翼，一开始是相当独立的——独立于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们，甚至还是跟他们有冲突的。他们认为，反帝国主义不可能不依赖于大众的力量，我们用的词是大众、人民，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迟些我们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一种可能性，但不那么确定。我们不能排除社会改革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需要大规模的、快速的社会改革。
但这时候苏联认为不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已经有第三条道路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纳赛尔的道路，你们应该支持纳赛尔。所以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共产主义者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分裂。
赫鲁晓夫和纳赛尔。
澎湃新闻： 可是，我们平时理解中的“第三条道路”更像是既反对美国又反对苏联的道路。
萨米尔∙阿明： 错了！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不见得反对苏联。他们需要苏联的支持，军事支持。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有时候是两回事。事实上，在那时候，苏联已经不再输出革命了。在埃及的共产主义者中，我们这些跟随毛思想的人就说，纳赛尔的道路不行！在反对帝国主义上，我们和纳赛尔主义者一致；但是在社会议题上，我们又反对纳赛尔主义者。
但是我们完全失败了。在埃及左翼中间，我猜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倾向苏联，我们剩下三分之一就出走了。这也造成人们形成了一种对埃及左翼的印象，认为他们是苏联的支持者、纳赛尔的支持者和复兴党的支持者。于是他们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是变成了建制的一部分。这也是一场灾难。这也是“阿拉伯之春”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 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第三条道路”看起来都陷入了泥潭。
萨米尔∙阿明： 没错。在非洲现代史上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十到二十年左右。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民族主义风行，马里、几内亚、加纳，然后是坦桑尼亚、刚果、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都有类似的愿景，现代化，团结人民。但是他们距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很远，他们不承认阶级，以为可以团结所有人。这些国家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反击。正是这同一群人，后来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又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引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回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对非洲人民的支持很快就变成了对独立国家的专制统治。这是一整个社会和政治的灾难，也导致这些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所以这才有了“阿拉伯之春”这场2010年代始于突尼斯、在埃及变得更重要的反对政权的规模巨大的运动。
那时候我在埃及，2011年，反对穆巴拉克的运动在街头聚集了1500万人。 现在埃及的人口大概是9000万。所以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那时候，穆斯林兄弟会没有参与运动，前后七天都没有参与——因为美国叫他们不要参与。然后，他们又加入了运动。这场运动是半自发的，松散的。运动是为了反对政权，强调的是社会因素——农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薪水，中产阶级要求民主，妇女要求权利……但是运动没有长远目标，没有战略。所以运动最后失去了方向。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能要求开始所谓的选举，快速的选举。那时候我们这些埃及的共产主义者说，我们不要选举，我们需要运动继续下去，迟一点再选举。我们首先得改变力量对比，改变社会力量。但美国人要求民主、秩序。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在充满争议的大选中胜出了。他以为他可以轻松地统治国家。然而他不行，暴力很快就升级了，人民开始讨厌穆兄会。3000万人上街抗议穆尔西（注：关于这些大规模游行的人数，不同机构的统计数字相差很大），很大规模的游行。美国人让军方射击示威者，但是军方领袖——虽然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没有那么愚蠢——自己掌控了政权，逮捕了穆尔西。军方统治比纳赛尔时代更糟糕，它支持的是新自由主义。这就是我们埃及人今天的处境。
“阿拉伯之春”在埃及。
再说到第三条道路，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倒退的阶段。社会对不再关心政治了，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这个真空被瓦哈比教派占据了，而他们是最为反动的。他们将伊斯兰当作基本身份，而不再考虑阶级、民族和其他维度。
第二个万隆还有可能吗？
澎湃新闻： 2015年你写过一篇讨论万隆会议的文章，里面提到我们需要另一场万隆会议来想象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前面你也提到，万隆、第三世界和“第三条道路”本身有着很复杂的状况。你怎么理解万隆的意义？
萨米尔∙阿明： 你知道，万隆会议经过了很长的准备，而共产主义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2年的时候，我们一群主要来自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的共产主义者和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同道中人一起掀动了一场辩论。杜鲁门不是在1947年说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嘛。他把苏联和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称为“糟糕的共产主义独裁国家”，把美欧称为“自由世界”。苏联阵营一年之后反唇相讥，日丹诺夫代表斯大林，也表示说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大体上其实很像杜鲁门的说法。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仅限于苏联和东欧——甚至那时候已经是1948年了，他们都没有预见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们也没有提到中东、越南，一点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就批评日丹诺夫的报告。我们说这篇报告只是杜鲁门报告的翻版——同样的分割，完全忽略了那些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的边缘，也就是拉美、亚洲、非洲的大多数国家。
我们在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后说，其实世界上不止是两大阵营，而是三大阵营——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了中国；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西欧、日本；然后是全球的南方国家——亚非拉。那时候中国和苏联是一个阵营，所以我们很礼貌地写信给中国表达我们对日丹诺夫报告的意见。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态大概意味着我们是对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这样的问题到了1957年之后，尤其是1960年1961年的时候，就比较明了了，尤其是1963年中共的“25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
所以这是万隆会议的根源。万隆会议不是从苏加诺、纳赛尔和尼赫鲁这些领袖们的头脑里凭空跳出来的。他们作为各国新兴的统治阶级，觉得大家要一起做一些事情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这就形成了“不结盟运动”。我曾经写过，不结盟运动那时候意味着不和现存的国际秩序“结盟”。
澎湃新闻： 但今天我们看到，原先的第三世界已经发生了更多变化：拉美的左翼运动陷入了低谷；中东仍然充满冲突；在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右翼的政府将在未来继续掌控政局；亚洲国家之间也仍然有各种矛盾。我们仍然能想象一场新的，在全球南方之间形成合作的万隆会议吗？
萨米尔∙阿明： 万隆是一个符号，它可以有很不一样的内容。今天的情况的确变化了，如果有另一场万隆会议的话，它会和之前那场很不一样。回到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似的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中心——美国、西欧、日本。他们仍然保持着对世界——对全球南方的控制。他们也不能接受中国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而不同的是，南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南方国家间的矛盾，因为第一波反帝民族主义的失败而变得严重。这一波民族主义类似国民党，他们失败之后留下了政治真空，而反动的政治力量——以宗教身份、民族身份、语言、族群等等为基础，就占据了这个位置。而帝国主义是系统支持这套力量的。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英特纳雄耐尔”——重建一种国际主义，连接人民和劳工，连接农民大众和觉醒了的中产阶级等等力量的国际主义——这比仅仅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更普遍。我们需要重建这种条件以形成一种积极的替代性力量。
在今天全球化解体的大变局之中，我们如何理解萨米尔·阿明关于“脱钩”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实际作用？
“脱钩”这件事情，从2018年以来，是在美国上一届政府特朗普总统时期，正式向这个世界宣布的，主要是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甚至已经开始的新冷战等等，连续五年的时间，要明确让中国从西方的贸易体系中退出去。这个过程应该是从提高关税开始的。进一步提出的是，西方国家按照意识形态来建立贸易联盟，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友岸贸易”，就是盟友国家才可以进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体系。“脱钩”在2018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发生着。
中国是“被脱钩”的，这个观点跟阿明的另外一个观点可以做一点结合。阿明认为，金融资本阶段的帝国主义会因金融资本的扩张而最终走向“内爆”的。那就是在同一个过程中，既看到了阿明所说的linking和delinking，现在实际上是delinking，对中国来说“脱钩”是一个最近五年的客观事实。但另外一方面，又看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做“脱钩”安排的同时，美国97%的关税因素，最终都转变成美国国内的物价上涨。这就导致了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自2008年以来大规模增发货币，这15年的货币增发，最终表现为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使得大多数西方国家都面临到高通胀的打击，美国自身也遭遇到高通胀的打击。
所以在我们最近这几年的经验中，大家都看得到，无论是delinking 还是金融殖民化——我们叫做financial colonization，它都代表着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走向“内爆”的一个现实。 现在大家也都看得到，美国除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扩张本身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外，由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完成了对外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linking。也就是说美国不得不依赖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向美国提供廉价的消费品，才有可能让美国维持得住社会生存条件。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一方面遭遇到金融的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生产的严重不足。这就跟30年代的“29-33”生产过剩危机，发生了倒转。当年是生产过剩，现在是金融过剩，而生产不足。所以客观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不断地要求跟中国对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自己认识到它的生产不足，只能靠发展中的制造业国家来提供产品，才能满足它的社会生存。所以，客观地看，阿明的这个理论，在今天的实践中，被极大地丰富起来了。无论是“挂钩”还是“脱钩”，客观上都不可能解决美国现在所遭遇到的严重危机的局面。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继承萨米尔·阿明的思想，大家应该结合我们现在的国际局势，结合全球化解体的大变局，来看待“脱钩”还是“挂钩”。
如果我们把今日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做一点归纳，我们就会看到，当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可以靠军事霸权来推行金融霸权，金融又是一个完全可以最低成本靠印刷货币就能够得到收益的金融殖民化过程。那对全世界任何类型的国家，只要它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收益就会被滥发钞票的金融虚拟扩张所覆盖。然后把它的收益变成金融资本获取的收益，这是一个金融资本阶段非常重要的现象。
从这个现象出发，其实就带来了一个让金融资本阶段发生内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假如世界各个国家都已经看清楚了美元作为一个货币，实际上是既没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又没有贵金属作为储备，它又是一个支撑美国国家庞大债务的货币体系，就应该对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有所了解。那就是世界上凡属于能够出口能源原材料的国家，都会逐渐推动去美元结算，反过来的脱钩就是，世界各个实体经济国家，无论是生产制造业产品的，还是生产原材料能源的，都会逐渐地认识到美元的虚拟扩张对全世界是一种伤害，那大家就都会逐渐“去美元化”。
我曾经给大家讲伊拉克被灭国，就是因为伊拉克要用欧元结算而不用美元，利比亚为被灭国是因为要用黄金结算它的石油，欧元美元都不用，北朝鲜被制裁是因为要用欧元不用美元。早期“去美元化”的这些国家，大都被消灭了、被毁掉了。
现在“去美元化”成了一个新的趋势。世界上大多数有出口创汇能力的国家，都不愿意再用过度贬值的美元来做结算货币，更不愿意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以只要这些实体经济的国家，无论是原材料能源出口国，还是进口能源原材料的制造业生产国，只要这些国家更多地采用本币结算，更多地自觉推进“去美元化”，那阿明所说的——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一定会导致金融资本的内爆——这个规律，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现在是美国凭借霸权，要求各个国家必须对美元体系形成紧密的依存。所以这个linking——所谓“挂钩”，是防止世界各国从美元脱钩。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实体经济国家，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客观上是不愿意跟美元紧密挂钩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发展趋势和萨米尔·阿明在世的时候，五年前给我们讲的那个规律，应该说是有一个明显的验证过程。 大家只要保持头脑清醒，我们就能够看到，阿明当年提出的规律在今天会变成经验的现实过程。
但是，美国的军事霸权不是吃素的，它不是放在那摆样子的。亚太地区是全球制造业产量最多的地区，所以美国把它的军事实力更多地部署到亚太——这个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板块。美国的政治家曾经说过，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了313个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就是为了防止脱钩，防止今天的实体经济（physical economy ）去和美国主导的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之间做脱钩。所以，萨米尔·阿明的理论在今天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值得大家把它进一步去应用到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的分析上，我们就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全球化解体的大变局内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时值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于4月21日至24日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4月19日，印尼也将隆重举办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
4月18日，由亚际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在中国美院举行。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30多位学者和思想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将追问第三世界在21世纪的新含义，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史脉络中寻找团结新形式。
“第三世界论坛”主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通过录音形式发表了开幕致辞。本文为录音整理，观察者网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萨米尔•阿明
朋友们，同志们：
我是萨米尔·阿明，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主席，刚刚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接下来，我将谈谈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二战后的多极化体系以及多极化的背景下，万隆在1945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
第二，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第三，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要实现没有霸权的新体系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我想强调，我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与主要西方媒体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不一样。据西方媒体报道，后二战时代世界舞台有两股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以军事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战”时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然就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储备来说，美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二战后的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
二战后，三种社会体制共存。这三种体制，各不相同，互相竞争，偶有摩擦，但又相辅相成：
第一种是美国、西欧的社会民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属该类。
社会民主体制下，资本和劳工达成妥协，西欧在战后重建中迎来高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不平等现象愈加严重的现象。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体制是非常有意思的。“模式”一词，我之所以用复数，是因为有苏联模式，还有毛泽东式的中国模式。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政治上联合，但是两种模式之间差异悬殊。
我们还有第三种社会主义模式，我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在亚非地区比较普遍，正是形成于60多年前，也就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及受万隆会议影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时期。
多样的社会体制给所有国家留出了自行调整的空间，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模式。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体制是完善完美的，是毫不矛盾的。但是我想说明，西方国家在不调整收入分配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经济高增长；而战后的苏联或1949年后的中国也可以奠定下各自工业化的基础。许多参与万隆会议的南方世界“不结盟”国家都进行了工业化的尝试以求发展。
当时世界是个多极化的世界，是存在两极化倾向，但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却是多极的。
我们要牢记，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创始人，以及通过他，中国对万隆会议产生的深刻影响。
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到，万隆会议与会国和“不结盟”国家尚未完成从先前的殖民体制重新征服我们的过程中获得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我们要通过经济独立来达成这一任务。
这里的“独立”是指：即选择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要做出适度调整，接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赋予其群众性的内容，推行社会进步性的改革、土地改革等，还要推行大型企业贸易的国有化……
这些体制在“后二战时代”共存，万隆在这个框架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这些不同的体制之间存在矛盾，但还是能够共存。
南方国家联合中国使“77国集团+中国”成为可能。一系列的政治组织，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组织也都纷纷建立起来。当时，苏联的想法是，这是一个脱单的好时机。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苏联就一直孤军奋战。
在我看来，冷战不是始于二战后，对抗苏联的冷战实际上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就开始了，并且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时期，一直到1990年、1991年左右才结束。现在，对俄国的反对还在继续。
这是态度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会谴责对方，同时还会联合一致。一方面，是苏联内部成员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其它“不结盟”国家的联合。
在谴责与联合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不断调整自己发展模式的空间和自由，从而能够从中获益。
但是这些发展模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会对实行“民族”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结盟国家”产生限制作用。
改革自上而下展开：上层的改革由政府决定，未必令每个人都获益，而是令一个此前在大部分南方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少数的中产阶级获益。
这些局限性也说明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全球化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球化，而是多极化发展、有调节余地的发展模式。
我称之为三种发展模式协调并进的全球化。
第一种模式是：西方帝国主义兼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二种模式是：苏联、中国真实发生的社会主义；
第三种是：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埃及总统纳赛尔实行的模式就是一个典型，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推行的模式是另一个案例，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由于其自身的内部局限性，这三种发展模式模式需要三四十年才能成定型浮现。苏联模式最终在1990年惨烈崩溃。
就以中国和毛泽东模式来说，它是今日中国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也触碰到了自身的极限。而且不同形式的民族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也都碰到了自身极限。
这为历史上帝国阵营（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巨头）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正如美国的里根总统1981年在坎昆的讲话中谈到南方和东方国家时所说：“我们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全球化下的单极力量——美国及其西欧、中欧的盟友和日本，不仅将支配整个南方世界，还将影响前苏联系统统治下的许多国家，从东欧开始，现在正通过攻击乌克兰以削弱俄罗斯，甚至企图强制中国接受全球化模式。
因此，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个没有万隆的世界。
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我将其称为集体帝国主义（三支主要力量：美国、欧洲和日本）。
一个没有万隆的世界，每个人就被迫接受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制定的排外规则，即毫无节制的开放政策，不仅局限于贸易，还包括资本投资以外的各种金融流动。而对全世系统界自然资源的规划几乎都是仅仅服务于西方世界的强权与社会。
这很糟糕。
但我一直都说这个系统，这个自认为代表历史终结的系统，因为它带来了一段新的长期和平和市场原则下的经济发展。
这个系统不可行。我一直认为这个系统不可行，它存活了三四十年，但那在历史上只是很短的时间。
因为它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剧烈增加的不平等伴随下的社会灾难，经济增长不断下滑，而经济高速增长之时也总是自然资源被剥夺之日。此外乏善可陈。对农业现代化和开始工业化尝试的瓦解，这一模式带来恶劣的社会灾难，在南北世界各国都可目睹它的后果。随着收入分配不均的日益失衡，但是各地之间仍有差别。
西方国家（帝国三巨头）漫长的危机并非首次出现在金融崩溃的2008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30年后，经济增长率和生产投资跌至之前的一半。
第二，这是一次漫长的深层的系统性危机，当然带有新的方面，比如生态方面，而不只是金融的系统性危机。
我们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这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中国也发生着历史变化，毛泽东逝世后，甚至是邓小平时代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加入到新的全球化当中。但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中国不仅仅是在单纯的融入全球化系统，它仍然坚持自己的现代化、工业化和民族独立事业。
上述这些伴随着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而同时发生，这就导致了另一种新模式。
我将其称为一种带有社会面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可以是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带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它本身就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
除了中国、日本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非洲、拉美洲国家都经历了结构调整改革，即彻底摧毁此前建立起来的民族相对自治的模式。
萨米尔·阿明1969年的著作The Class Struggle in Africa
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比如：
在加速剥夺数以亿计农民之时却没有工业化，将他们逼入城市的贫民窟，我们已经在亚非拉开始建设“贫民窟星球”并丧失权力系统中的政治调节空间。
我们不妨称这种新的体系为“寡头体制”。寡头政治并非如西方媒体反复宣扬的那样是“俄罗斯特色”，同一种寡头政治也在统治美国，当在华尔街游行的人们说“我们是99%”，意思是这个系统被1%的人统治。这同一种寡头政治也统治西欧和日本体系以及前苏联阵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南方国家还存在着“新寡头政治”。
这个系统很快就被劳工阶层和普通民众，尤其在南方国家无法接受，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全都无法接受。
你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开始，试图挣脱这个由美国霸权主导，这个被美国和支持他的欧日同盟的霸权所统治的世界，摆脱他去重建一个多极体系的世界。
有各种形式在发生，首起于拉丁美洲，我们有自二三十年前从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开始的革命进步浪潮。我们还有民众反叛，尤其近期在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埃及。但此前我们已有民众在菲律宾反抗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印度尼西亚反抗苏哈托、在非洲马里反抗独裁者穆萨·特拉奥雷等这些反叛形式。这些南方全球化模式是否可持续？
另一种质疑这类全球化的模式正是中国采取的策略，就是并非单纯地参与全球体系，而是参与的同时发展自己内在的民族大计，即让大多数人从下述两项方案中获益（即便十分不均，但仍然是在获益），即重新发明（而非损毁）乡村社会的模式和创造一个完整体系下的现代民族工业。
由此便又让我们想到了万隆会议，万隆精神，倡导大众阶级万众一心，亚非拉美国家政府团结一致，并在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日益重视国内市场。
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访万隆的契机，万隆精神是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民众阶层）、民族（作为历史事实）以及亚非拉大量（如果不是全部）国家/政府重新发明政治团结，去支持非洲重新独立的斗争，令西方势力难以干扰和阻碍这场运动。
如今战争依然随处可见。
我是埃及人，1956年，万隆会议过后一年，西方强权（尤其是英法）和以他们的以色列盟友袭击埃及，用战争摧毁埃及人刚刚开始的纳赛尔经验。
但当时的战争终归有限，正是因为当时整个南方世界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团结，以及苏联和中国对他们独立政策的支持，战争才没有继续下去。
然而我们今天无法再造一个万隆，历史没有再造，恰恰因为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未必通过随处发生的战争，而是因为被寡头政治所征服的那几乎完全排他的权利。
但我们还可以有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协商性全球化”，通过南方国家加上俄罗斯之间的团结对抗帝国主义三合会（美、日、欧）。
在这个方向，中国开创诸多先河，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就与俄罗斯拉近关系。也许俄罗斯正在从新自由主义走向一种带有社会面向的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南方世界的人民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历史上，正是继承万隆精神迫使帝国主义退缩，是退缩而不是消失，迫使他们接受南方国家完全的民族独立，让他们接受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多极模式。
谢谢。
（本文由亚际书院提供，为萨米尔·阿明为“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2015年4月18－19日）所作的开幕演讲录音整理稿。翻译： Joris Dormont 校对：陈韵）
随着2023年奥林匹亚健美大赛的临近，健美运动员们正在做最后的备赛冲刺。比如：力量训练，饮食调整 ，药物循环等等。类固醇曾经是禁忌，但现在风靡一时……一些健美老手正在公开谈论这些危险，“黎巴嫩雄狮”萨米尔·班诺特在最近的播客中，谈论了健美新时代的“愚蠢协议”，他咆哮说：“他们使用的药物数量是致命的，我们必须回归到健美运动的质量 。”他强调了如今的健美运动员滥用类固醇，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健美运动员的死亡都与类固醇滥用有关。
萨米尔·班诺特，亚洲的第一个奥林匹亚先生，1983年奥赛冠军，身高170厘米，体重89公斤，绰号“黎巴嫩雄狮”。
最近，萨米尔·班诺特在播客中谈到了健美运动员的体型的发展变化，他说：“在健美的黄金时代，运动员专注于清晰的肌肉线条并实现了完美的美学外观。随着这项运动的发展，体型庞大的健美运动员慢慢变得更具吸引力，很快，裁判们就开始青睐身材魁梧的健美运动员，而不是体型较小、轮廓分明的健美运动员。”
在追求变大的过程中，健美运动员越来越依赖PED（性能增强药物）来获得庞大的体型，而且，使用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过去的几年里，健美运动员的死亡人数激增，人们相信这与滥用类固醇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2019年的奥林匹亚先生肖恩·罗登，他于 2021 年去世，年仅 46 岁。而且，现在的健美运动员患心脏病的年龄越来越小的问题， 让老一辈的健美运动员感到惊讶，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很少会看到此类死亡事件。
萨米尔·班诺特强调了类固醇滥用的危害，他说：“比赛前12周我们会使用合理的量，并做了血液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我们不像他们今天那样‘越界’ ，他们今天使用的药物数量是致命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们试图警告其中的一些教练，但这些教练说‘哦，我希望我的运动员获胜 ’，但如果你继续遵循这种愚蠢的协议，你的运动员就会死。我认为这些协议太愚蠢了！ ”
萨米尔·班诺特呼吁回归健美运动的质量，他说：“看，我已经 66 岁了，如果我想像他们一样继续前进，我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墓地里最大的人。今天我的体重正好是199磅（约90公斤），我不需要吹嘘，我199磅就有腹肌 了，好吗？而且，我的肝脏、肾脏一切都运转良好，我不需要成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人。但如果你给我配备合适的药物，我们肯定可以以 230磅的重量来参加比赛，但我们不需要那样。”
萨米尔·班诺特强调，体型与力量并无直接关联，我们需重新审视两者的区别，他对菲尔.西斯说：“菲尔，几分钟前，我刚刚看过你的视频，你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之间的分隔清晰可见，肩部的线条精细如雕塑。肌肉的形态犹如精心雕琢的铜像，实在令人惊叹。你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205磅（92公斤）的身材拥有的不是膨胀的赘肉，而是宛如24k纯金般的肌肉质量，这远胜于那些看似模糊不清的臃肿身材。”
班努特并非唯一公开谈论类固醇滥用危害的人，他的前竞争对手，七届奥林匹亚先生得主阿诺·施瓦辛格也发出警告，健美运动已经变得‘极度危险’。在他看来，运动员过度依赖药物以增加体重的行为，无疑是在自掘坟墓，使这项运动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
另一位在健美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里奇·加斯帕里也多次提出滥用PED的问题。他担忧地指出，年轻运动员过度使用这些药物可能要面对各种健康风险，这对仍在发育中的身体来说，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尽管班努特早已经退役，但他的敬业精神和那完美的背部“圣诞树”，成就了他在这项运动中数十年的辉煌，他是健美界的重要发言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PED的使用已经失控，并带来了巨大的危险，许多人因此而过早地失去了生命。尽管这是一个对专业人士来说充满挑战的话题，但大多数人仍然坚信，安全应当是我们最先考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