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寒冰报道
11月28日，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召集各职业俱乐部代表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就《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展开讨论，重点是“注资帽”、“工资帽”、“奖金帽”、“转会帽”等问题。
其中，除了“注资帽”争议很大，关系到球员收入的“工资帽”也极为引人关注，此前也曾传出过不同的版本，有说限薪1500万（税前），也有说限薪500万的，其实最后的版本还未确定。
据了解，中国足协将于12月20日在上海召开联赛总结会，届时足协将与各俱乐部投资人、总经理商讨出一个最终的方案。那么，在可供借鉴的亚洲范围内，足球发展较规范和成熟的日本与率先实施了工资帽的澳大利亚，他们的情况怎样呢？在世界职业体育范围内，工资帽的执行和效果又是如何呢？
亚洲各国主流联赛里，最早开始执行工资帽制度的就是澳大利亚联赛。2005/06赛季创办伊始，以NBA等美式职业联赛为蓝本的澳超，就引入了工资帽制度。第1个赛季每支俱乐部的工资帽为150万澳元，本赛季已增长到了300万澳元。
同时，为了提升俱乐部的竞争力，澳超允许每支俱乐部有1名年薪超过工资帽的“明星球员”。随着澳超的发展，不受工资帽约束的“明星”球员数量从2008/09赛季增加为2人，其中必须有1人是澳大利亚本土球员。
2010/11赛季开始，为了鼓励本土青训，澳超又增设了U23的年轻“明星”球员，他们的薪水可以达到15万澳元。2015/16赛季，澳超又增设了鼓励球员长期效力1家俱乐部的“忠诚明星”球员，规定效力俱乐部5-10年的成年球员，可不受工资帽约束，拿到超过工资帽20万澳元的额外收入。
目前，澳超的工资帽政策已进行了14个赛季，队内可突破工资帽约束的“明星”球员名额也达到4人。
工资帽政策对于没有升降级的澳超十余年来不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避免位于悉尼或墨尔本这样大都市的俱乐部，依靠雄厚财力大肆收购顶级球员，令联赛失去竞争力。同时，从2012/13赛季开始，澳超还设立了最低年薪，当时是4.8万澳元，如今已突破6万澳元，也是为了保障大多数年轻球员的利益。
不过，随着明年澳超确定将扩军到12支球队，工资帽和转会费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也成为了澳大利亚足球界的焦点话题。前澳大利亚国脚阿洛伊西在内的足球界人士认为，工资帽的设定其实已经极大损害了澳大利亚足球的发展。因为年轻球员难以凭借自身努力，拿到令人心满意足的薪水，他们往往选择只签短约，一般是半年或1年，之后再寻找更好的出路。
而目前，因为亚洲足球的高速发展，澳超必须开始用更高的薪水吸引顶级外援，以及让本土球员看到留在澳超发展的现实希望。此前，澳超俱乐部之间的转会是不允许收取转会费的，也被认为是限制了俱乐部的发展，通过球市运作增加俱乐部收入，以及增加球员的流动性。
澳超是亚洲职业联赛实行工资帽历史最悠久，也是政策最完善的，但经过十余年的实施，工资帽本身无法令澳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刚刚结束的亚冠小组赛抽签，墨尔本胜利与广州恒大同组，悉尼FC则遭遇了上海上港。目前是布里斯班狮吼主帅的阿洛伊西认为，工资帽已成为阻止澳超球队与亚洲对手竞争的主要障碍：“上海上港？他们每个赛季花多少钱？他们在每个球员身上都至少有300万澳元，我们呢？”
根据刚刚出炉的2018年全球体育薪水调查报告，澳超球员的平均年薪只有可怜的18.2万澳元，还不如在欧洲属于最下等的哈萨克斯坦联赛。阿洛伊西认为当你的主要竞争对手都没有工资帽时，澳大利亚人就是在作茧自缚，而且这样的工资帽也在限制未来的澳超新人脱颖而出。
刚刚公布的2018年全球体育薪水调查报告显示，亚洲职业足球联赛中超平均年薪最高，几乎达到了英超的1/4。沙特联赛是亚洲仅次于中超的烧钱联赛，球员平均年薪也只有中超的一半不足，设置了工资帽的澳超，平均年薪大约是中超的1/8，在亚洲都是不值一提的。
除了澳超，尽管日韩联赛都面临着无法像中超这样支付天价年薪的现实经济困境，但他们最终也都没有选择像澳超那样，设置一刀切的工资帽来解决问题。
以去年J联赛各支球队的平均年薪作为对比，日本联赛平均年薪最高的浦和红钻也才37.6万美元，最低的甲府风林刚刚超过10万美元，大约是榜首的浦和红钻的1/4。这个差距相比资本竞争激烈的五大联赛，乃至中超，显然都算得上是非常健康。
而J联赛并非没有经历过中超一样的薪资成本压力，上世纪末，因为金融危机导致不少J联赛俱乐部的母公司经营困难，J联赛官方还在强制推行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直接导致横滨飞翼的第二股东佐藤工业退出，大股东全日空将球队转让给了同城的横滨水手。
当时，因为收益全面吃紧，各J联赛俱乐部的薪资压力较大，几乎都达到了俱乐部总收入的70%，甚至80%以上，如何缩减开支，避免俱乐部批量倒闭就成了首要议题。当时，J联赛为俱乐部健康运作设置的三年规划，是将薪资占收益比例，下降到50%这个公认的健康线上。
是否设立工资帽是最主要的争议点，但J联赛选择的是主攻开源，而不是强制节流。
相比澳超简单粗暴的工资帽，J联赛对薪资结构的改革更有弹性，一方面确保一线队主力球员，总数在20-25人的薪资不受限制，另一方面为刚刚进入职业领域的新人，以及无法保证主力位置的边缘球员设置竞争性合同，需要达到合同约定的出场或进球等指标，才能拿到相应的高薪。
后两者的合同球员，基本占据各支俱乐部签约球员的一半，从而在结合球场表现的性价比上，实现了更高效的收支平衡。
J联赛从未真正约束过俱乐部的工资总额和最高薪资，而是设置了俱乐部经营状况考察的红线。连续2年入不敷出，俱乐部就要被职业联盟组织管理团队施行托管。这个强制性的约束下，J联赛各俱乐部股东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自然不会冒险签下高薪外援。
直到近年J联赛部分豪门收入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短短数年内实现倍增，才开始出现引入波多尔斯基、托雷斯、伊涅斯塔和比利亚等高薪球员的个案。
因为有了高投入带来高增长的先例，J联赛在本土足球市场已得到充分开发的背景下，近年开始了对外扩张战略，首推日本资本青睐的东南亚和西亚。继此前特意设置了东南亚和西亚的“提携国”外援名额后，明年开始J联赛也取消了外援注册人数的限制，仅限制出场外援人数。
而为了鼓励本土球员的成长，J联赛也仅设立了本土球员的名额限制，是对欧洲本土培养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自始至终，J联赛都没有将工资帽作为解决收支问题的首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