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汤 瑜
责编|王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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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2022年“最美基层民警”称号的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内保支队综合中队中队长张梁，是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支教的民警团队中的一员。在支教的500多天时间里，他融合警察和老师的身份，带领黔西南州的孩子们进行足球训练，不断探索教学和带队模式，让孩子们在足球场上收获快乐的同时，在孩子心中播下“足球梦”的种子。
鼓励学生在快乐中坚持足球运动
2021年3月17日飞抵贵州前，作为内保支队综合中队负责人，张梁一直坚守在内保岗位。
他曾参与过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工作，负责“人类命运共同体”群众方队的安保。该方队由2000人组成，既有社会群众，也有来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方阵演练的集结和安全护送工作极其重要，对他们也是极大的考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累计踏勘84次，绘制工作示意图10余份，对安保团队人员进行反复培训，将组织方案精确到秒，确保安全准时完成方阵人员全部的集结、运送工作，张梁因此荣获“北京市筹备和服务保障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如今，37岁的张梁已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2次，荣获个人嘉奖8次。
兴仁市和普安县，是公安部对口帮扶的市县，也是张梁和队友们首次支教的地方。北京市公安局从全局系统里摸底选拔了18名民警支教，12人教足球，6人教英语。张梁就是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18位支教民警之一。
从北京飞到2400多公里外的黔西南，张梁在普安县第一中学首次看到山顶上的足球场，觉得有些震撼。从小热爱足球运动的张梁，高分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也一直坚持踢足球。当他站在山顶，看着崭新的球场，却异常遗憾——没有人在足球场上踢球。
于是他开始到处走访调研。张梁了解到，因为没有足球教练，这里的球场成了散步场地，大部分孩子连一场足球赛都没看过。脱下警服，换上运动衣，张梁成为这所中学的足球老师。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组建起一支球队。找到学校体育老师了解情况后，张梁制定了专项体能测试项目，经过一周的选拔测试，从高一、高二年级选出了身体素质优秀的男女生各25人。
“刚开始，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踢足球，也不服教练的训练，有些抵触，家长也不支持，害怕耽误学习。”张梁认为，引导孩子们热爱这项运动很关键。
每天课后，张梁带着孩子们在球场上奔跑、追逐，教孩子们足球的各种规则和技术。因为要从基本功练起，不少学生觉得枯燥，他就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加入趣味项目，经常组织友谊赛，时不时亲自下场，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把这项运动坚持下来。
8月27日，2022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张梁和队友们带领的陆官小学女子足球队、龙溪石砚小学足球队，以绝对实力取得佳绩，多名队员获得最佳球员、最佳守门员、勇于拼搏奖等奖项。
“足球能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在张梁看来，要把足球作为一个载体，改变孩子们的信念，提升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校园球队刚成立三周时，临时代表黔西南州跟组建多年的专业队伍踢球，首场就被踢了个0:18。这一次比赛让孩子们很有挫败感，也不服气。“你们马上要成年了，这就是竞技比赛的残酷。”张梁对孩子们说。那次惨败之后，他明显感觉到孩子们的变化，一些原来很懒散的孩子也开始每天勤奋训练起来。
在普安县第一届校园足球联赛上，高二年级学生李雄伟表现突出，多次进球，并带领球队获得冠军。但是他的父母怕影响他的学业，不同意他继续踢球，为了鼓励李雄伟继续踢球，张梁一次次地给他的父母打电话，还赶几十里山路来到他家，以自己从小踢足球没有耽误学习的亲身经历，劝说家长打消了顾虑。
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些北京来的“警察老师”，在6所支教学校组建了18支校园足球队，队员383人，在兴仁市凤凰中学建立了黔西南州第一支高中女子州级代表队，在今年8月举行的贵州省第十一届运动会上，取得了女子甲组第六名的好成绩；帮助支教地区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校园足球联赛，带领的黔西南州集训队中有10名队员入围贵州省足协驻训球队U12梯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在张梁和队友们的努力下，普安县已成立了足球协会，实现了黔西南全州均有足球协会的目标，并建立了支教地区校园足球联赛的长效机制。
让张梁更有成就感的是，在贵州省黔西南州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当地已经初步构建起优秀足球人才“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升学就业的通道，形成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及足球人才储备机制。
此外，在英语支教方面，民警们共开设英语兴趣班6个，累计教授学生300余名，开展英语兴趣班授课1600余课时，学生们英语整体成绩得到明显提升。
今年8月30日，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结束之时，也是张梁结束支教的归期，孩子们把他团团围住，舍不得他离开。从贵州回到北京后，张梁还经常会梦到自己在球场上，带着孩子们踢球、训练。
“想为他们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张梁相信，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风景，足球能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作为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支教团队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张梁带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用足球和英语为大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了认识外面世界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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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光华年刊》中的容启兆照片。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供图
容星桥去世后的全家照，容启兆为第三排右三者。 受访者供图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代表队合影，领队容启兆位列正中（二排左五）。
容启兆幼子容应骅（左二）返乡祭祖时，曾探访甄贤学校。 受访者供图
出席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合影。
容应骅将父亲容启兆留下的1948年奥运会足球队纪念物送给了杨毅。 受访者供图
20世纪初期，中国足球曾称雄东亚，连夺9届远东运动会冠军。1936年，中国足球队出征柏林奥运会，这是中国足球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社会各界对此寄托了较大期望，要求“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这一重任落在了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广东人容启兆的肩上。
容启兆酷爱足球，留美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内体育事业发展，先后率领过光华大学足球队、上海东华大学足球队以及国家足球队等外出比赛。其中最为传奇的就是，他曾两次作为足球队领队，于1936年和1948年率队出征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和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
在广东珠海南屏，容氏家族是“西学东渐”的典范。容启兆在体育和化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他自幼所受的家族教育不无关系。容启兆幼子后来将父亲留下的1948年奥运足球队队旗，留在了珠海。文史研究者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他希望父亲曾经带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这段记忆，留在家乡”。
首战柏林
连夺9届远东运动会冠军“网罗无遗”选拔足球队员
1915年至1935年，中国足球曾称雄东亚，连夺9届远东运动会冠军。当时的体育杂志认为，“吾国足球运动早经名震海外，惜未尝一登世界球坛，以一显身手也”。
直至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终得在国际赛场亮相的机会。奥运会前夕，因社会各界对足球队寄托了较大期望，“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故而选拔队员的工作亦更见周密。
选拔队员的重任，落在了时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副校长、理学院院长容启兆的肩上。
由珠海南屏容氏家族后人向南都记者提供的、由容启兆侄子容应骞生前撰写的家族回忆录中，亦有记载上世纪容启兆率队出征奥运的往事。
容启兆出生于1898年，广东香洲南屏（今属珠海）人。他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9年8月由学校公派赴美留学，先后获塔夫茨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容启兆于1925年入职光华大学，先后任化学系教授、理科主任，副校长兼理学院院长等职。
1936年1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决议，聘请沈嗣良、颜成坤、郝更生、容启兆、马约翰五人，成立足球选拔委员会。足球队队员在香港集中选拔，由容启兆赴香港与华南筹备接洽相关事宜。
此次选拔，根据第六届全运会及1935年度各球员的成绩，初步选出了来自香港、广东、上海等地共30名球员，于4月初在香港举行预选赛。除此30人外，如有特殊人才，足球选拔委员会随时录选，并聘请容启兆主持在港预选事宜。4月14日，容启兆、颜成坤、周家骐（受沈嗣良委托代为选拔）三人，依各场观察所得，经商议后正式录取22人。
然而，由于奥运代表团经费不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商定，足球队自筹资金。作为足球队领队，容启兆又担起了带领球队筹集经费的任务。
1936年5月2日，容启兆带领足球队乘邮轮赴南洋各国练习比赛，以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费用。直至7月9日，与代表团在孟买会合，足球队转战南洋及印度两个月之久，共战27场，除4次平局外，未尝一败。
据参加此次奥运会的足球队队员孙锦顺回忆，“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我们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级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在一间大的统间，由于床位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我们自己动手搬，吃饭拣最便宜实惠的吃”。
彼时，国人习惯将“奥运会”叫作“世界运动会”。据《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记载，参加世运会的经费，综计预算需二十二万元，除由中央补助的十七万元外，“尚不敷五万元”。后经政府各部门和各地官员捐款，共得三万余元，“再加足球队先期赴南洋及印度各地沿途比赛的收入，得以弥补不足之处”。
遗憾的是，首次出战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在第一场比赛中以0比2败给英国队，被淘汰出局。
又赴伦敦
足球队员奔波两个月 到菲律宾、泰国等地进行表演赛
二战爆发后，连续两届奥运会被取消。1948年7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一次，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足球、篮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共5个项目的比赛。
南都记者翻阅史料发现，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录的《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签名信笺》，印有此次出征奥运会的球队人员名单，并留有全体亲笔签名。
队长为冯景祥，队员有张邦伦、朱志成、侯榕生等17人，领队依然由容启兆担任，而上届柏林奥运会足球队队长李惠堂，则成了教练。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向南都记者提供了由该馆保存的、1948年容启兆因参加伦敦奥运会特向学校请假的批条，“足球代表队先行出发，领队容启兆有公务羁身，恳代转请公假自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底止”。
跟上届柏林奥运会一样，由于经费不足，容启兆不得不再次带领足球队提前出发，到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缅甸及印度等地进行表演赛，靠门票收入补贴路费，同时也为那届中国代表团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历经两个月的奔波，当全体队员筋疲力尽抵达伦敦奥运会时，失败再次不可避免。
1948年8月2日傍晚，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足球场，中国足球队与土耳其队展开初赛。最终，中国队以0比4告负，遭到淘汰。
虽然两次带领足球队出征奥运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容启兆为现代中国体育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并未被后人遗忘。由华东师范大学编纂出版的《光华大学90年90人》一书中，也提到了他对高校体育教育事业的贡献。
据记载，容启兆热爱体育，酷爱足球。1925年，容启兆加入光华大学后，于当年10月组建了光华大学足球甲、乙队，并与体育教授吴邦伟共同担任球队教练。其中，甲队队员有董小培、顾福源、伍纯、龚绍华等多名国家足球队队员，“光华大学足球队也一度称雄沪上”。
1926年3月，光华大学与复旦、南洋等高校一起发起组织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容启兆当选为副会长，同年6月被选为会长。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经常组织高校之间的体育交流及各类运动会，极大地促进了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1930年4月，容启兆作为中华队干事长兼总教练，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中华队总代表张伯苓一起带队赴日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2年春，他参与筹组江南体育学校，1946年底出任上海市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主席。
多年后，容启兆八弟容启荣之子容应骞为家族著书。他在书中回忆道，“我的四伯父很有幽默感，平易近人，常跟我分享笑话，喜欢打桥牌”。
容启兆也曾向后辈提及自己参加奥运会的经历。据容应骞回忆，“四伯父曾带领中国奥运足球队前往欧洲比赛，途经新加坡数次，他告诉我，‘当你在新加坡时，不要吃榴莲。它就像猫屎一样！’”
容氏家学
谨记其父“不辱乃祖，服务中华”教诲，留美归国
除了带领足球队出征奥运会的传奇经历，容启兆在化学方面，也有显著成就。
据《光华大学90年90人》记载，1932年8月，容启兆在广州筹备广州化工厂，同时作为全国45名化学家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化学讨论会。会议在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这次讨论会对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春，容启兆与光华大学薛迪符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森茂化学工业原料制造厂。其间，他还加盟新亚生物研究所研制生产青霉素，并担任上海新亚化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化学师及生产管理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容启兆定居香港。1961年，他担任香港浸会书院（香港浸会大学前身）理学院首任院长，直至退休。1970年，容启兆因病去世。
回顾容启兆的一生，留美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内体育和化学事业发展，与其自小所受的家族教育不无关系。
在广东珠海南屏，容氏家族是“西学东渐”的典范。
容启兆的父亲容星桥是晚清留美幼童之一，也是最早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兴中会会员之一。更为人熟知的是，容星桥的族兄容闳，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留学生，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在容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容氏子弟纷纷赴海外留学，乃至形成容氏家族“传统”。容星桥共育有八子三女，大多留学海外，容启兆正是其中之一。
据文史学者研究，容星桥子女根据其父“不辱乃祖，服务中华”之教诲，多归国服务，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如第四子容启兆曾任光华大学副校长；第七子容启恩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北伐军三十四师政训处主任；第八子容启荣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总监，世界卫生组织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代表；第九子容启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兼崇基学院院长。
容启兆九弟容启东之子容应杰向南都记者回忆说，几年前，他曾带一众容家亲友回珠海南屏扫墓，包括容启兆幼子容应骅夫妇。如今，与容家相关的甄贤学校、容闳故居、容星桥故居，都已是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
颇有渊源的是，早在1871年，容闳捐资500两银子，在家乡南屏创办了一所名为“甄贤社学”的学堂，旨在“甄拔贤能、哺育人才”。后来，甄贤学堂改名为“甄贤学校”，容星桥任第一任校长，并对学校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改造。此后数十年间，甄贤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
容闳博物馆馆长杨毅，从事容闳与留美幼童文化研究多年，在寻访历史的过程中，他与容氏家族后人相熟，交流频繁。每当有容氏家族后人返乡探访容星桥夫妇的墓地时，他都会陪同上山。
2018年11月，容启兆幼子容应骅又与女儿一同返乡祭祖。此行中，他将两面收藏已久的旗子送给了杨毅，一面是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队旗；另一面则是1961年香港港九钟表业商会赠予该足球队的锦旗。
杨毅告诉南都记者，之所以容应骅会将这两件如此珍贵的纪念物交给他，是“他（容应骅）希望他父亲曾经带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这段记忆，留在家乡”。
当年的队旗已经泛黄，上面保留着1948年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全体亲笔签名，第一个便是“容启兆”。
“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专题报道
主笔：南都记者 张倩寒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张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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