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师项橐故事汉、藏、蒙三种文本相承而生，迭开新花，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言、巧思与奇辩，共同打造了中华故事瑰宝。在思想倾向上，汉文本讴歌早慧，藏文本宣扬孝道，蒙文本除统摄这两点外，还突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知识的力量。蒙文本有“使自己成长受到教育，学得知识才能”之句，诠释了孔子“学而知之”的道理，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蒙文本诞生时间晚，既广泛吸收了汉藏故事的养料，又展现了蒙古草原的文化风貌，堪称汉蒙藏文学合璧的瑰宝。
孔子师项橐的中华经典故事
孔子师项橐故事主要讲孔子东游，路逢闻多识广的小儿项橐，二人唇枪舌剑，展开一场精彩智辩，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现象、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神话传说等广泛领域。小儿项橐才思纵横，对答如流，让一代尊师孔子佩服不已，发出“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的由衷赞叹。这个故事既表现了项橐的聪明睿智，也赞扬了孔子的谦虚下问，长期是启蒙教育的重要素材。孔子师项橐（“橐”汉代以后多写作“讬”）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就有“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这样的句子。
孔子师项橐的故事传说最早见于《战国策》。汉晋之时有了俗讲本的雏形，隋唐时期趋于定型。在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古代文书中，汉文抄卷《孔子项讬相问书》就有16种之多，加上3种古藏文写卷，总数近20种，是所有敦煌俗讲文书中传本最多、篇幅最长的一种，堪称“敦煌俗文学之冠”。
隋唐五代时期，孔子师项橐的故事不仅传到雪域高原，还远播吐鲁番盆地，宋仁宗时东传日本，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明末到清朝前期，孔子师项橐的故事又传播到蒙古各地，有《骑黑牛的少年传》《三岁小儿传》《师徒故事》《鲁公的故事》《国师鲁给夏日》《莫日根特木讷》等不同名字的抄本，其中《骑黑牛的少年传》是最为知名的。
《骑黑牛的少年传》主体内容来自汉文本
蒙文抄本《骑黑牛的少年传》小儿相戏、城车相让、对弈之请、何山无石系列之问、天高地厚系列之问、鹅鸭何以能浮系列之问、夫妇父母孰亲之问等主要内容均见于敦煌汉文本。蒙文本与敦煌汉文本的重合度要高于与敦煌藏文本的重合度。敦煌藏文本中的结盟之请、打杀水鸟、孔子为父母办丧事这些内容在汉蒙文本中都没有。《骑黑牛的少年传》还出现了项橐的名字，而古藏文本始终以小孩和孩子相称。由此可以断定《骑黑牛的少年传》的故事原型来自汉文本。
孔子师项橐的故事从唐代到明代有了新的发展。明万历二十二年校刻本《历朝故事统宗》收有一篇《小儿论》，文字与敦煌汉文本《孔子项讬相问书》十同八九，但在结尾多出一段孔子和小儿关于星、屋、眉毛多少的论难。
小儿说：“先生，您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先生答道：“我只问地上的，怎么能谈天上的呢？”
小儿就问：“那您知道地上有多少房子吗？”
先生答道：“我只说眼前的，干嘛要谈天说地呢？”
小儿便问：“既然说眼前，那您说说您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被问住了，默然而去。
蒙文本《骑黑牛的少年传》也有这一情节：
先生问孩子：“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孩子答道：“您问的是远的，我要问近的。您说您有多少根睫毛？”
先生哑然难答，转身离开。
从这一重合点上可以断定由内地传入蒙古地区的汉文本应当是《小儿论》这样的新版本，时间也应在万历以后。概略而言，汉文本孔子师项橐的故事传入蒙古地区大体应在明末到清朝前期这一时间段。
藏族民间故事的融入
汉文本孔子师项橐的故事传入蒙古地区后，又添加进了一些藏族小故事。
蒙藏文化交流发端很早。藏族萨迦派大学者贡噶坚赞所著《善书宝藏》（俗称《萨迦格言》）在元代便由密咒师索南戈拉翻译成蒙古文，开始在蒙古族当中传播。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举行会晤后，藏传佛教向蒙古各地深入传播，大量的藏族文学作品随佛教信仰一道快速进入蒙古牧民的日常文化生活。《萨迦格言》在清代前期多次译成蒙文，其中以蒙古族著名高僧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译本最为有名。察哈尔格西不仅将《萨迦格言》的正文，还将注解部分的故事全部翻译过来，语言优美，通俗易懂，对蒙古族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骑黑牛的少年传》有公牛挤奶和男人坐月子这样的天方夜谭。有据可查的是，这则小故事来自藏族民间故事中的阿古顿巴故事。阿古顿巴是藏族民间无人不知的机智人物，《公牛挤奶》是阿古顿巴故事中的名篇，藏族故事《公牛挤奶》的源头可追溯至《萨迦格言》注解故事。前面提到察哈尔格西蒙译《萨迦格言》及其注解故事，《公牛挤奶》可能就是跟着蒙译本而渗透到蒙古族民间的。除《骑黑牛的少年传》外，公牛挤奶还出现在《浩依图·莫尔根·泰蒙》《巧媳妇》等许多蒙古族民间故事中，已完全融为蒙古族文学的一部分。
《阿古顿巴的故事》。（闫天灵 供图）
蒙古族文化生活的呈现
《骑黑牛的少年传》增加或改换了富有蒙古族游牧生活情趣和草原风光的新内容。如少年赤身骑光背黑牛、口哼山曲一段描写，俨然一幅天真烂漫的小儿牧牛图，有很强的画面感，贴合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再如城车相让一节，蒙文本是这样写的：
“不久当先生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只见少年把黑牛放牧在草丛间，自己坐在用芨芨草、芦苇搭着的房子玩耍的那伙孩子们旁边。”
汉文本里是以土作城，蒙文本没有照搬，而是改为用蒙古草原上习见的芨芨草、芦苇杆来搭建房子，构思新颖，给人以上林花开，生机满眼之感。再如将汉文本“何山无石”改为“何山无兽”，“萤火无烟”改为“火镰打火不冒烟”，“仙人无妇”改为“尊贵的喇嘛不娶妻”，狩猎、火镰、喇嘛都是蒙古族非常熟悉的生活内容，作这样替换同属“活起来”之妙笔。
《骑黑牛的少年传》还吸收了蒙古族传统民间故事。让人捧腹不已的孩子智骗先生下车：
先生在车上对小孩子说，“你如果把我从车上哄下来的话，我就真的服你能！”
孩子想了想说，“我当然不能把您从车上哄下来，但如果您下了车，我一定能把您哄上车！”
先生听后“蹭”地一下下了车，站在地上说：“你哄我上车啊！”
孩子说：“我不是把您哄下车了吗！？”
这则小故事来移植自《巴拉根仓的故事》。像阿古顿巴一样，巴拉根仓是蒙古族民间无人不晓的机智人物。蒙古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风能刮到的地方，人们都知道巴拉根仓的名字。”可见巴拉根仓的名气有多大了。《让王爷下轿》是《巴拉根仓故事》中的名篇，情节与孩子哄先生下车如出一辙。
《巴拉根仓的故事》。（闫天灵 供图）
强调学习是蒙文本的一个亮点。《骑黑牛的少年传》有一连串关于求学何似的问答，少年的答词极富哲理。
“少年时知学如初升的太阳一般，青年时求学如正午的太阳一般，成年时求学如同临近傍晚，到老不知求学如同深夜似的昏暗”。
这不是在大力“推送”勤学早的道理吗？
蒙文本结尾，先生的赞语也重在孩子的好学而不是早慧：“你的回答多么机智、流畅，就像喷薄升起的太阳，你深入的学习多么渊博、精细，掌握了先世、长辈的道理，好呵，你学得了真理！好呵，你领会了规律！”
作者简介：
闫天灵，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学术专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等。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前言：
1947年泰蒙战役之前，陈毅的歼敌计划泄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件。这次计划泄漏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本文将从分析和评价的角度出发，通俗易懂地向读者介绍该事件的影响，并避免过于官方表达，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正文：
一、陈毅歼敌计划的意义
陈毅歼敌计划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国共内战中敌人的一项重要战术。该计划旨在全面摧毁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削弱其战斗力，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基础。陈毅将其计划保密至极，以确保其执行的效果。
二、计划泄漏的影响
然而，就在泰蒙战役之前，陈毅的歼敌计划却遭到了泄漏。这个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不安，因为泄漏的后果可能会给解放军带来巨大的损失。
首先，泄漏可能导致国民党军队提前得知解放军的行动意图，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将给解放军造成严重的困扰，使他们失去出其不意和制敌先机的能力。
其次，歼敌计划的泄漏可能导致国民党军队加强了他们的防守措施。他们可以调动更多的部队，加强阵地建设，提升战斗士气，提前准备应对解放军的攻势。这无疑会增加解放军的战斗压力和困难。
最后，泄漏的计划可能破坏了解放军内部的信任和保密机制。这可能导致解放军内部的紧张局势，破坏士兵们的士气和合作精神，进而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
三、损失的评价
针对陈毅歼敌计划泄漏所造成的损失，我们需要客观评价其影响。
首先，虽然计划泄漏给解放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解放军在泰蒙战役中依然取得了胜利。这表明即使计划泄漏，解放军的战斗力依然强大，能够应对突发情况。
其次，泄漏的计划影响了解放军的战术部署和行动计划，但并没有改变解放军最终胜利的趋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敌人终究无法抵挡住革命潮流的推进。
最后，陈毅歼敌计划的泄漏也为解放军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教训。这次事件使解放军认识到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促使他们加强了保密措施，提高了作战效率。
结语：
总体而言，陈毅歼敌计划的泄漏给解放军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损失。然而，通过解放军的顽强抗战和英勇奋斗，他们最终取得了泰蒙战役的胜利。这次事件也为解放军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斗争中，解放军将更加注重保密工作，以确保战争胜利的可持续性。
（文章结束，可以适当加入互动语句与读者互动）
四 孟良崮歼敌“王牌”七十四师
莱芜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南北夹击、逼我决战、迅速解决山东问题的狂妄意图，同时，也为我军赢得了自卫战争以来，为时最长、最有成效的一次休整。这次休整，长达一月余，收获极丰，为迎击敌人的重点进攻、全歼蒋军“王牌”七十四师于孟良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这段战史，我先从大矿地会议和胶济线休整说起。
胶济线休整与大矿地会议
莱芜战后，随着全军集结在胶济线两侧、淄博地区休整，野战军指挥部也转移到淄川东北大矿地附近的蒲家庄住下。
蒲家庄，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故乡。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据《淄川县志)记载，先生少负异才，以气节自矜，由于科举屡试不中，“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大约在二百多年前，也许就在此地他的家乡，化了数十年时间，写成了文言体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谈狐说鬼，对清廷统治与贪官污吏有所鞭挞。对这位敢为小民讲话的文学奇才与他的“孤愤之作”，陈老总自然是熟知的、。一到蒲家庄，他情绪特别好，好像到了知心的朋友家里一样，还关照我们，野战军的高干会议，就拿到这里开。这就是后来大家叫的“大矿地会议”。
这次会议，除了全面系统地总结莱芜战役经验、讨论贯彻“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等问题外，着重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党中央二月一日发出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一指示的精神，在鲁南会议上作过传达。但由于当时敌情严重，时间短促，未能深入学习与讨论。指示向全党提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是新高潮出现的主要依据。就当时我们所知，解放战争进行了八个月之后，蒋军虽然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但先后被我“歼灭了七十一万余人。敌军由于整师整旅地被歼，高级将领成批地被俘，因而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攻势明显地衰弱了。蒋军兵力不足与战线过长的矛盾愈加突出。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夺得了主动。按中央估计:“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再一个重要依据，那就是“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上海摊贩请愿游行遭军警屠杀而引起的市民骚动，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都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这次学生运动，已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规模远远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党中央还进一步指出:
“这一形势，是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更由于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签订了出卖我国主权的中美商约，使恶性的通货膨胀迅速发展，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劳动群众与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罢工罢课不断发生。同时，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恢复了极端残酷的征兵、征粮制度，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灾难。“官逼民反”，民变武装蜂起，可望发展为反蒋的“第二战场”。
为了胜利，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除了重申必须继续执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原则外，还就军队建设、土地改革和生产等等作了布置。3月初，军委又下达了华野在今后十个月内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的指示。鉴于敌军已经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敌人必将集中重兵于山东战场，陈老总在会上要求全军上下认清形势，齐心协力，下决心准备打大仗、打恶仗，要发扬敢打硬拚、舍得以局部牺牲换得全局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表示:“即使华东野战军全部牺牲，只要换得战略全局的胜利，还会组建起新的野战军去参加夺取最后胜利的反攻。”
在一个月紧张的整训中，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全军普遍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深刻理解当前战争在我国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地位，深刻理解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与保卫山东解放区的重大意义，增强革命责任感与胜利信心。同时，通过八个月作战总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些战史研究者认为，华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莱芜胜利以后，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就是全军自上而下完成了整编任务。野指从地方部队抽调了两个旅、十一个团上升为野战军;同时，将几万名莱芜战役的解放战士补入部队，使各纵队基本达到统一编制的规定。为贯彻中央“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的指示，各纵都组建了抱兵团和工兵分队。根据粟裕同志提议:为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要求，各纵成立了侦查营。此外，对司令部的工作制度和供给制度，也作了明确规定。
加强军队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也是这次整训中值得一提的大事。当我军高度集中实施机动作战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党中央适时指出:军队中应恢复实行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成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华野前委为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党委会，实行集体领导，并把加强连队支部建设作为当前政治工作建设的中心环节。
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诉苦教育、团结互助和立功运动，被誉为连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特别是诉苦教育，曾经极其广泛地在部队进行。即经过一定的酝酿、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诉苦会，让出身贫苦的干部和战士现身说法，控诉旧社会和阶级敌人的种种罪行;进而“挖苦根”，找出苦难的根源，从而提高阶级觉悟，分清敌我，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确立拥护土地改革、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的决心。“天下穷人是一家”，为了战胜凶恶的敌人，阶级弟兄要团结，要互助，团结起来有力量。在诉苦教育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发展为团结互助运动。在我军原有的英模运动的基础上，发展为“为人民立功”的群众运动，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群众智慧与力量，以保证作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诉苦、团结互助、立功运动，成为打开战士心灵的三把钥匙。
一个月休整，工作实在做得太多，举其大者，野战军领率机关召开了政治工作、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等会议，这里也难一一尽述。总之，通过会议与休整，全军人员的全局观念和必胜信心大为增强，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上下团结，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的集中统一，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不少部队在休整结束、出征之前，有意把全师、全团集合到一个场地上，相互检阅军容。驻地老百姓也赶来围观，那兵强马壮、装备一新、斗志昂扬、生龙活虎般的景象，真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
跟敌人“耍龙灯”
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采取了以下步骤:(一)不顾人民的死活，迫使黄河回归故道，即在花园口合龙，以限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北机动、切断华东与晋冀鲁豫的联系。(二)将王敬久兵团从冀鲁豫战场调到山东战场。(三)撤销徐州、郑州两绥署，组成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原两绥署的所属部队。此外，整编第九师也正由武汉向山东调动中。(四)计划先打通徐州、济南段津浦线铁路和临沂至充州公路，全部占领鲁南解放区。然后将其主力推进到泰安、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迫我决战或压迫我军北渡黄河，以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
敌人用于进攻山东的兵力达24个师、60个旅，四十五万五千余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十一师和第五军全部调集于山东战场。并以“三大主力”为骨干，编成三个机动兵团。第二兵团由王敬久指挥。辖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从冀鲁豫东调汶上、宁阳地区集结，在第二“绥区”部队策应下，首先打通津浦路济南、兖州段，尔后向莱芜、新泰方向进攻。第三兵团由欧震指挥。辖第七军和整编第十一、四十八、六十四、二十、八十四师(伪军吴化文改编)集结于兖州、邹县、滕县地区，在第一兵团、第三“绥区”协同下打通临沂至充州段公路，尔后向新泰、蒙阴进攻。第一兵团由汤恩伯指挥。辖整编第二十五、二十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师，先以一部配合第三兵团，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尔后以主力向蒙阴进攻。第三“绥区”冯治安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师，第二“绥区”王耀武指挥第八、十二、九十六、五十四军和重建的第七十三军分别集结徐州外围和青岛、潍县、济南各要点机动策应。
在作战方针上，蒋军也有新的变化。解放战争开始，多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等战法。鉴于在津浦线朝阳集(渔沟)、苏中、宿北等战役遭我各个歼灭的教训，鲁南战役后又提出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方针。莱芜战役采用南北夹击，在北线遭我打击后，提出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企图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对我构成两臂横兜、中间挺进的姿态，使我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而陷于被动一应战的境地。
为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统一指挥，蒋介石坐阵南京，敌人对我山东解放区是誓在必得。
3月下旬，敌人开始进攻。第二兵团在第二绥区配合下，占领了泰安、大汶口等地。4月初，打通了兖州到济南的铁路线。第三兵团由邹县、滕县东犯我泅水、大平邑、白彦，第三绥区部队由枣庄北犯梁邱。第一兵团由临沂西犯费县、梁邱。
到4月上旬，敌侵占了鲁南山区，打通了临沂至兖州的公路。在此期间，我除以地方武装阻扰与打击敌人外，主力仍集中休整。3月底，鉴于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经开始，在南线的陈毅司令员给粟、谭来电，提议“休整如可告一段落，即请考虑新的行动”。他估计敌正全力修复津浦路，有可能重占胶济线，注意力在西北，而我军恰好出东南，向临沂、东海、新安之间突击。
粟、谭与陈士榘参谋长等人商议，大家都感到陈老总提得很有道理，同时，敌第一兵团各师之间配置间隙较大，便于分割，且与第二、第三兵团相距较远，乃决定以主力自胶济线分路南下，求歼敌第一兵团大部于临沂、郑城地区。28日，根据首长决心，我们立即部署行动，野指和部队开始南下。
意外的事却在4月1日发生了。就在我野指机关南移到坦埠附近一个村庄里，·第三天就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幸亏那时我们还注意防空，进村那天，我就嘱咐管理科长方如玉，要他给首长们准备个防空洞，要稍大一些，因为那时粟副司令的爱人楚青同志，谭副政委的爱人郭惠民同志，都跟随野指行动。张茜同志还担任了警卫排的指导员。炸弹都丢在庄子中心点，那里住的是机关工作人员，大家早就分散到村外去了。首长和家属原先分散住在村边的零散小屋里，又有挖好的防空洞，所以，没有伤亡。只是我们南下的行动意图，显然已被敌人察觉了。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行动，又比较注意隐蔽，敌人怎能如此迅速侦知呢?后来查知，原来有一个补充到野指直属队的“解放战士”。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排长，他摸清了我军动向后，就偷偷跑回去报告了。那时战士开小差是常有的事，没有引起我们注意。也就在这时，敌第一兵团迅速向临沂收缩，兵力上又得到加强;敌第二、第三兵团同时东犯，威胁我侧背。这一来，我们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让部队停止在新泰、蒙阴、十字路一线待机。
4月中旬，敌见我停止南下，遂全线向我发起猛攻，主力直指新泰、蒙阴.。我为打破敌之进攻，于4月20日拟定了泰蒙战役计划，预期以三个纵队的兵力，攻敌最左翼之泰安守敌第七十二师，吸引第七十五师、第八十五师由大汶口北援而歼灭之，并诱进攻新泰、蒙阴之敌回援，尔后以野战军主力分批寻歼回援之第五军及第十一师等部。
在执行泰蒙战役计划时，我组织了一个较小的指挥机构，随陈士榘参谋长和唐亮主任到了西线。
在胶济线南下时，华野曾经兵分三路:
东路兵团，由韦国清、姬鹏飞的第二纵队，胡炳云、张藩的第十一纵队组成，由谭震林同志指挥。
中路兵团，由陶勇、王集成的第四纵队，王必成、江渭清的第六纵队，王建安、王一萍的第八纵队，许世友、林浩的第九纵队，陈庆先、谢振华的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由陈毅、粟裕同志直接指挥。
西路兵团，由叶飞、谭启龙的第一纵队，J何以祥、丁秋生的第三纵队，宋时轮、刘培善的第十纵队及部分炮兵组成，由陈士榘、唐亮同志指挥。
西线敌人是四个整编师:第九师在邹县，第七十五师、八十五师在大汶口，第七十二师驻泰安。此外，在泰安以北的万德、张夏等地，还有王粗武的第十二军的两个师和新三十六师的残部。按照预定方案，陈参谋长就把打泰安的任务交给十纵宋时轮司令员，并配属以榴炮营。一纵与三纵则集结在泰安以南地区准备打援。
整七十二师原是川军，系蒋军二等主力师，.辖第十三、十五、三十四旅。日美混合装备。老兵多，战禾动作、技术均较熟练，有山地作战经验。该师占泰安后，即以其新十五旅进占路西的肥城，留守泰安的是师部和两个主力旅，还加强有美式榴弹炮十团的一部，总数有两万余人。
一般攻坚兵力都应超过或数倍于守城部队，而十纵在整编后虽有充实，但只有两个师(相当于旅)，那就是王德贵、王若杰的第二十八师和肖锋、李曼村的第二十九师。双方兵力对比，确是敌众我寡。接受任务后，在十纵指战员中，不免有些议论。宋时轮司令员就对大家说:泰安敌虽占优势，但守备分散，有利于我各个击破。我们可以在一个点上集中兵力，用山东人“吃大饼”的办法，把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他们决定分三步走，走一步，啃一块，每次解决它几个营，最后发起总攻。
22日16时，我二十八师加强纵队特务团及鲁中警一旅二团，从南、东、北三面进攻泰安城外围据点及东北之摩天岭;二十九师从城西南、西北方向直扑西关和篙里山等敌阵。当夜，攻克唐庄、刘庄、风台等外围据点，歼敌四个营，达到了预期目的。23日10时，敌为解除我对篙里山之威胁，纠集两营兵力，先后反扑两次，均被我击溃。15时，敌人可能怕我“吃大饼”，把西关外的部队都缩回城内。当晚，我决心在攻城之前，先拿下摩天岭和篙里山制高点。摩天岭山势陡削，我八十三团在攀登悬崖石壁中，用绳子拖着重机枪上山去袭击敌人，再歼守敌三个营，夺取了制高点。八十五团攻击篙里山，战至拂晓，突破鹿碧，敌人以重兵反击，我被迫后撤。
篙里山制高点未能迅速拿下，陈参谋长就有点发火，他连声责怪十纵动作迟缓。其实，他也知道，十纵兵力有限，要迅速打下泰安，攻坚力量极需加强。敌七十五师与八十五师，在我攻击泰安两天中未见行动。
刚到山东的敌第五军，开始好像要北援，但到了大汶口，却又突然转身向南去了。此时，东线敌人正受到陈、粟指挥下的中路兵团的猛烈攻击，估计不会分兵增援泰安。陈、唐首长请来特纵司令陈锐霆，大家一起商议，决定调三纵参加攻城，首先求歼七十二师。
为便于攻坚指挥，我们指挥所也跟陈、唐和陈锐霆等一起来到了泰安城南一个叫“中夏”的村庄，并确定于24日两个纵队同时发起战斗。陈参谋长指定由攻坚颇享盛名的八师主攻，以其第二十二团由北面攻西关，二十三团攻篙里山，二十四团由南面攻西关。十纵则负责对城东和城北的攻击。24日晨，战斗刚开始，却来了一个意外的插曲:敌人从肥城方向冒出来一支援兵，那就是被刘邓部队赶出来的敌第十五旅和新三旅的两个团。他们匆匆忙忙赶到道郎、应大山一线，经不起我三纵七师一出击，就慌急回头逃向谷首去了。我军由于事先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出击部队太少，只歼敌二百余人。
黄昏，我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三纵占领了篙里山和西关各要点;十纵二十八师攻占了东关，二十九师肃清了城南守敌。25日拂晓，敌集中力量反扑，夺去了嵩里山。这时，我们决定增调三纵九师一个团，加强城西的攻击力量，并叫陈锐霆集中炮火轰击篙里山之敌。
晚上，我再次发起攻击。这里，且不说攻城部队人人奋勇争先，破关登城，只说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陈锐霆指挥下的特纵榴弹炮炮手们的精采表演。陈锐霆，原是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兼联络处长，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过去在国民党商震部队担任过炮兵团长，对炮兵这门业务还真在行。炮火组织得很好，所有火炮都按各自的诸元向规定目标进行射击，比我们以往任何战斗都正规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当我火炮压向嵩里山时，守敌一个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山上无法立脚，很快就丢下阵地，向西关溃逃。我三纵跟踪追击，全歼该敌。
嵩里山制高点又为我控制，敌人便更加被动。这时，十纵已从东门突进一个团，迅速向纵深发展。八师在攻占嵩里山之后，顺势向城内猛突，入夜，以其组织步兵、炮兵、爆破结合突击的娴熟动作，全师迅速突进了西门。激烈的巷战在城里展开。敌师长杨文泉见大势不好，集中部队坚守师部所在地—岱庙一带。当三纵逼近时，敌连续不断地猛烈反击，反冲锋达二十余次之多。
26日拂晓，敌人已大部就歼。当八师攻到岱庙时，杨文泉化装混入散兵之中，向西关逃跑，却被三纵部队迎面截住。他又掉过头来向东关潜逃，结果被十纵二十八师抓住。战斗在上午10时结束，全歼敌七十二师(欠一个旅)二万余人，生俘中将师长杨文泉、少将旅长杨本固、李则尧等以下官兵一万一千四百余人，还缴到美制一O五榴弹炮四门，汽车四十余辆。
这次战斗，我们对炮火在攻坚中的巨大作用深有体会。嵩里山的敌人，没用步兵，就被大炮轰垮了;敌人的炮火，被我压制，取消了“发言权”;敌军有几次反击，也被我炮火拦阻和轰垮了。在战斗中，我步炮协同加上连续爆破突击密切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连敌师长杨文泉也说:“你们有这么多大炮(指一O五榴弹炮，其实还有他从来不知道的步兵送炸药的威力)，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们炮兵火力组织得这样好，步炮协同得这样好，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大家都未想到的:我军用步兵手中武器，竟击落了敌人一架战斗机。那是在26日清晨，蒋介石为应付杨文泉的拚命呼救，派了大批飞机来泰安狂轰滥炸。他们欺我军无高射武器，放肆地低空飞行。配置在北山、摩天岭上的我军，急中生智，组织所有的机枪、步枪向敌机齐射。想不到打了一阵，却见一架敌机尾部冒烟、翻身倒冲了下来。
“打下来了!打下来了!’，意外的收获，使指战员们欣喜若狂，欢声雷动，山呼谷应。
攻克泰安之后，陈、唐决心扩大战果，沿津浦线南下，去打大汶口的敌七十五师与八十五师。这样，既可配合我正与蒙阴之敌激战的中路兵团，威胁敌之翼侧;又有可能拉邱清泉之第五军回援，尔后寻机将其歼灭。这一方案，我们立即电报陈、粟，并建议把王必成的六纵调来〔在得到陈、粟同意后，陈参谋长立即命令叶飞司令员率一纵奔袭宁阳，同时，以三纵急速南进，准备包围充州，以六纵待机打援，十纵为预备队。
第一纵队经一夜强行军，于27日晚上，包围了宁阳，打响了战斗。28日，攻占了四个城关。至29日拂晓结束战斗，全歼吴化文部的第一团官兵二干余人，活捉县长张子明。
我西线兵团积极南下，威胁敌补给基地充州，但敌第五军、七十五师和八十五师仍不出援，其主力在空军支援下，集十万之众，继续向我新泰、蒙阴猛烈进攻。27日，敌七十四师进至界牌，十一师占领了白马关，第五军到达石莱，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强攻紫锦关，八十三师进抵青驼寺，第七军和四十八师进至汤头。敌我双方主力集中蒙阴，大有决战之势。此时，军委指示，我主力还可继续后撤，放蒙阴以诱敌北进，尔后再寻机歼敌。要我们将兵力集中，不要分散，不要性急。至此，西线兵团全部东调。4月底，我也跟着陈、唐回到野战军指挥部。
1947年4月至5月，为迎击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指挥下，以“耍龙灯”式的高度机动回旋战术，积极调动进攻之敌，寻机在泰安、蒙阴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实施了“攻泰打援”作战，陈毅形象地称此种作战行动为“耍龙灯”。
运动调敌，寻求战机
1947年3月下旬，蒋介石为扭转战局，决定孤注一掷，紧急调集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45.5万人，编成3个机动兵团开赴山东战场，企图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由于国民党军吸取了之前战役的教训，采取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新战法，至4月3日，即打通了徐州至济南段的津浦铁路线，阻断了华东野战军南下通路，同时调集2个兵团主力威胁华东野战军翼侧，直扑鲁中腹地沂蒙山区，企图逼迫华东野战军主力与其决战。
在重兵压境、强敌云集、腹背受敌、通路被阻的不利局势下，华东野战军原定的分路南下、分散歼敌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陈毅、粟裕立即改变决心，决定指挥华东野战军以“耍龙灯”的方式逗引敌军像长龙一样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回旋翻滚，在运动中诱敌、调敌、疲敌，以寻求并创造有利战机歼敌。同时，粟裕要求部队牢固树立“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思想”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歼灭战思想”，以统一官兵思想并夺取战场主动权。
集中兵力，逐次歼敌
4月19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4月20日，华东野战军抓住鲁西地区敌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决定采取“攻泰打援”的方式发起泰蒙战役，以3个纵队围攻泰安国民党整编第72师，吸引并在运动中歼灭敌北援的整编第75、第85师，以3个纵队吸引进犯新泰、蒙阴之敌西援，而后视情南下开辟华中战场。
泰安名取“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之意，交通便利，北依济南、南临曲阜、东连临沂、西濒黄河，是国民党军支援津浦路沿线两侧战场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守敌依托泰安外围山地制高点和城墙、城门、护城河等构筑有坚固的独立据点、密集的地堡群和多道障碍物，且守城之敌整编第72师原为川军精锐，曾屡立战功，擅长山地作战和坚守作战。
担负泰安主要围攻任务的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针对敌优我劣、敌强我弱的实际，决定扬我之长、避敌之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逐次分步歼敌的战法，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第10纵队党委向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坚决完成首次作战任务，打响‘第一炮’，争取‘旗开得胜’”的战斗动员令，以激发广大指战员坚决打赢这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攻坚战。
4月22日晚，第10纵队以迅猛之势直扑泰安，相继攻克了敌多个外围据点，歼敌4个营，迫使敌收缩防御；23日拂晓，负责阻敌北援的第1、第3纵队按计划进抵泰安西南，与第10纵队一道对泰安城实施了包围。24日3时，由肥城东援的敌整编第72师新编第15旅遭到我第3纵队的顽强阻击，大部逃窜回济南城；而近在咫尺的敌整编第75、第85师面对泰安守敌的急电求援则按兵不动、见死不救。激战至25日，第10纵队在第3纵队第8、第9师等部队的配合下相继夺取了泰安城四关大部和摩天岭、蒿里山等外围制高点。
4月25日黄昏，攻城部队发起了对泰安城的总攻，第3纵队第8师、第10纵队第28师和第29师利用爆破炸开的城墙豁口，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突入泰安城，随即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至26日上午，全歼泰安守敌整编第72师师部及所属第34旅、新编第13旅，俘虏敌中将师长杨文泉以下1万余人，击落战斗机1架。
顽强阻援，攻势慑敌
4月20日至27日，为有效策应和配合围攻泰安作战，由第2、第4、第6、第7、第8、第9纵队编成的东集团，在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阻击了拥有美式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的10万余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歼敌4000余人，保证了泰安攻坚战的顺利进行。
4月27日，为调动国民党军队西进增援，创造更加有利的歼敌条件，华东野战军主动让出新泰、蒙阴，决定主动出击，直捣宁阳，阻敌增援，包围兖州，以威胁国民党补给基地。27日晚、28日晚，第1纵队相继对宁阳发起奔袭和强攻，于29日拂晓夺取宁阳城，共歼守敌2000余人。鲁西各县守敌闻讯惊慌失措，纷纷弃城而逃，华东野战军乘胜重新解放了鲁西广大地区。
多法并举，寻机歼敌
4月29日晚，华东野战军针对国民党军进占新泰、蒙阴后沿临（沂）蒙（阴）公路分散部署的特点，命令第2、第4、第7、第8、第9纵队乘敌立足未稳向临蒙公路沿线桃墟至青驼寺之敌实施攻击，以分割歼敌。但国民党军队一经接触即立马退缩至临蒙公路以西山区以保存实力，我军在歼敌3000余人后不得不放弃此次动中调敌、寻机歼敌的作战计划。
5月1日，第4、第9纵队采取隐蔽待机、诱敌来攻、逐步后撤、寻机歼敌的方式对敌整编第74师青驼寺据点发起进攻，但该敌惧怕被歼，坚持依托阵地死守待援，且国民党军队主力迅速靠拢以增援被围之敌，并进逼新泰地区，在无法调动敌人、寻机歼敌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只得撤出战斗。
5月3日，华东野战军抓住国民党整编第11师进占新泰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集中4个纵队以迅猛之势对新泰守敌实施了合围，以求连夜攻歼新泰。国民党整编第5军、整编第85师闻讯紧急从莱芜方向驰援，在无速战速决把握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打成僵持局面、陷入被动局势，华东野战军只好放弃攻歼新泰之敌计划，主动收兵东撤、休整待机。
华东野战军通过忽分忽聚、或东或西、时进时退、围点打援、既打又撤、先围后撤等多种作战手段，积极调动国民党军队往复行军千余公里，歼敌近3万人，始终保持了战场主动权，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强劲势头，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尽快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幻想。
